王星五原名王佐仁，字星五。1905年出生在青岛市浮山后村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三。由于家庭生活所迫，他高小毕业后就开始做工，1921年考入胶济铁路机械科当了养成工，在火车上擦车烧水，终日劳累，工资低微。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他产生了对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而自幼习武的王星五，不畏强暴。有一天他看到日本工头用皮鞭毒打一个中国人时，便上前阻拦，带领工人打了工头。为此，他被铁路局开除。
工人群众团体的领导者
1922年秋，王星五又考入日本人在青岛沧口开办的钟渊纱厂当练习生。他入厂后与其他22名青年工人一起被派往日本神户学习纺纱技术。在日本神户期间，他们备受欺侮，王星五也深深感受到“一盘散沙”是不行的，必须成立团体，团结一致，有组织地同压迫者做斗争。他和刘崇焕发起组织成立“中国兄弟同盟会”，他被选为副会长，兼任武术教练。王星五为人正直，性格刚强，传授大家拳术，以武力抵抗日本人的欺凌，在同压迫者的斗争中，勇敢地站在最前列，深得练习生的拥护。“中国兄弟同盟会”虽然是自发的帮会组织，但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
王星五烈士
1923年春，“兄弟同盟会”成立不久，王星五便与第一批练习生回国，仍到沧口钟渊纱厂擦洗安装机器。厂主将工人本来就很低的工资又减少一些，引起工人的愤怒。“兄弟同盟会”便组织工人开展要求厂方增加工资的斗争。斗争刚开始，“兄弟同盟会”的刘会长就妥协了，领导大家同厂方进行斗争的主要是王星五。厂方使用了各种手段，迫使工人复工，最终因工人们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不得不给工人增加了工资。王星五在这次斗争中，显示出了组织才能。复工之后，王星五继续团结工人和日本资本家进行斗争，保护工人的利益。有一次，细纱车间工友干活慢了些，日本工头便大骂起来，小徒工潘明气愤不过，回骂了几句，日本工头便像疯狗一样向潘明扑去。这时王星五猛地站起来迎上去，当面骂了工头几句，工头发疯似的从木箱里取出一支猎枪，枪口对着王星五的胸膛，王星五毫无惧色，挺起胸膛，怒目以对，高喊：“你敢开枪！”在场的工友也都怒吼起来。工头害怕了，转身向厂长室跑去。王星五紧跟着赶到厂长室进行说理斗争，工友们也跟着高喊，终于迫使日本人向中国工人赔礼道歉。通过这次斗争，王星五在工友中的威望更高了。
1923年秋，去日本学习的第四批练习生也回国了。“兄弟同盟会”的人数已经发展到200余人，成为一个力量很强的工人组织，这时的王星五仍为副会长。为了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1923年冬，“兄弟同盟会”将人员范围扩大到全体工人中去，王星五被选为会长。当时，钟渊纱厂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又一次进行罢工。日本侵略者和中国反动当局残酷镇压罢工工人。一天中午，厂方从领事馆叫来一帮打手，以请工人代表去谈判为由，把王星五等十几个罢工领导人骗去，指使打手疯狂毒打他们，工人代表个个被打得头破血流。王星五奋力抵抗，从墙洞里逃了出来。在工人代表被打的同时，许多工人也受到毒打。这次罢工虽然遭到镇压，但王星五和工友们没有泄气，大家互相鼓励说：“下次再来！”几个月后，王星五养好了伤，又以“按合同办事”为依据，同厂方进行斗争，要求回工厂做工。此时，厂方因急需技术工人，就允许王星五等人回厂干活。为了使团体更加巩固，王星五回厂后，吸取了以往斗争的经验教训，改变了斗争的策略和方法，继续团结工友和日本侵略者斗争下去。
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王星五在邓恩铭、李慰农等中共党员的影响下， 1925年3月在华新纱厂由张宁、孙志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从工人群众团体的领导者，迅速成长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当时，在时任青岛四方党支部书记李慰农的号召下，青岛纱厂工人先后举行了两次联合大罢工，王星五等党员则动员钟渊纱厂工人支持配合。特别是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青岛四方机车厂和各纱厂先后成立了“沪案后援委员会”，在四方成立了“工界联合会”，以便统一领导全市的工人运动，王星五成为钟渊纱厂工人的总代表。为阻止沧口的警察支援四方，王星五率领5000多名工人把道路堵死。罢工遭到残忍镇压，几千名军警和日本人包围工人宿舍，悍然开枪，当场打死8人，75人被捕，伤者无数，数百人被通缉，3000多人被开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青岛惨案”。1925年7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青岛纱厂工人举行了第三次联合大罢工。王星五组织领导钟渊纱厂全体工人罢工响应。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张宗昌，派大批军队对青岛工人运动进行血腥镇压。李慰农与声援工人运动的《青岛公民报》主编胡信之被杀害，王星五等40余人被捕入狱，他在狱中据理力争，敌人又查不到其他证据，扣押了20多天，就被释放了。8月初，党组织安排他到北京工作学习，他经常到北京大学旁听李大钊讲课，学习了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对我的影响》等文章，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26年春，党组织决定派王星五回山东工作。他回山东后，先在淄川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回到青岛担任中共青岛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王星五担任支联书记后，十分重视发展党的组织，他经常回浮山后村，找到1925年因罢工而被钟渊纱厂开除的本村工友王进仁、王寰仁、王孟仁进行革命教育，向他们讲解革命理论、当前形势及救国的道理。经过教育，王进仁等人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26日，支联书记王星五和干事赵豫璋偷偷带着一面党旗秘密地来到族叔王提桂家，主持了王进仁、王寰仁、王孟仁的入党仪式，接着成立了青岛市郊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浮山后村党支部，王进仁任书记。浮山后村党支部成立后，在支联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半年时间就在本村的农民和失业工人中发展党员10多名，又先后建立了埠西、唐家口两个支部。
王星五在积极发展党组织的同时，还利用各种方式方法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扩大党的影响。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编印了《青岛工报》《胶东农报》等油印小报及传单等宣传品，组织党员和进步群众散发张贴。1926年冬，在王星五的指导下，原浮山后村党支部在本村办起了武术馆和同乐会，习练武术、表演文艺节目，团结群众，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
王星五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为青岛党的建设和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当年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对他十分敬佩，说他积极工作、立场坚定、方向明确、机智勇敢、雷厉风行，为同志们树立了好榜样。1927年1月，在山东省委组织部的报告中提到：“王星五同志对党认识清楚，工作能力强……在青岛工作颇久，色彩甚鲜。”
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
党支部建立之初，需要继续扩大党员队伍，王星五经常到青岛各地讲课宣传，由于忙于工作来回奔波，大约15个月连家都没回。他有4次来到浮山后村讲课都路过了自家门口，但他只敢偷偷瞄两眼，因为怕被敌人发现行踪和泄露党支部所在地等秘密，始终没敢踏入家门半步。
1927年刚过清明节，一天上午王星五在沧口给党、团员上完课，经过李村回市区时，恰好在沧口集市上碰见一年多没有见面的老父亲。王星五看到父亲已苍老，鼻子一酸，潸然泪下。父亲也十分激动，尽管十分想念儿子，但父亲却对他说：“昨天警察到咱家抓你，你要多留神，这几天别回家。”王星五擦了擦眼泪，说了几句安慰父亲的话，从上衣口袋掏出两块银元放在父亲手里，嘱咐给母亲和妻儿买些吃的后，又急忙转身钻到了人群里。随后，他和一位同志迅速回到胶州路旅馆。一进门，老板慌张地低声对王星五说：“不知出了什么事，今天有好几帮人来找你，并说等你回来后不要声张。”老板走后，王星五拉着那位同志立即从西邻的夹道往外走。他边走边说：“看样子是出了事，赶快离开这里，咱俩分开走。”二人刚走，警察就来包围了旅馆，但扑了个空。
1927年8月24日深夜，王星五在青岛市邹平路26号被胶澳商埠警察厅逮捕，敌人同时搜去了重要文件和物品。警察厅把他当做“赤化要犯”进行连续审讯。看到自己身上和屋内的一些重要文件被敌人搜去，情况十分严重，青岛的党组织有遭到重大破坏的危险，王星五被捕后为了保护党组织免遭破坏，减少损失，沉着机智地与敌人进行斗争。敌人搜去的文件有入会人员名单6张，敌人审讯时多次追问，王星五只说是为了工人福利而组织的工会，不承认有任何党的活动。敌人在对王星五的审讯过程中，未得到任何有关共产党组织的情况，便以“组织工会煽惑风潮”的罪名，于同年9月判处王星五有期徒刑12年，1930年初送往济南监狱。
为了保护党组织，王星五在狱中，一方面同敌人进行斗争，一方面想方设法与狱外同志取得联系。他关押在青岛看守所时，团结教育了一名即将出狱的狱友，这名狱友出狱时帮他带信给狱外同志，王星五在信中诉说了他被捕后的情况，鼓励同志们继续工作和斗争。1930年初，冯玉祥北伐军攻占济南后，王星五等人不断上诉，案子重新审理后，同年4月8日王星五被无罪释放。
王星五获释后，立即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并接受组织安排去北平工作。他在赴任途中，还不忘关心被关押在监狱的同志，给了王景瑞等同志极大的安慰和鼓励。王星五到北平后，在长辛店一带积极开展党的工作。1930年9月，他曾写信给在青岛的同志商讨在北平建立党的秘密活动点，但时隔不久，他又在北京师范大学被捕，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刑满后仍未释放，又被押解到济南反省院。王星五由于长期为革命事业奔波操劳，数次被捕，在狱中受尽摧残和折磨，身患重病又得不到治疗，于1933年冬病逝于国民党山东省反省院，时年28岁。
王星五同志在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统治者的压迫下，在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中，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培养，由一个普通工人迅速成长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封满楼
责任编辑：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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