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原野老师，你以前有过写诗的经历吗？
鲍尔吉·原野：我最开始写作的时候写诗，很早以前我被别人称作诗人，我跟赵健雄、邹静之、林莽是写诗认识的。
汪政：出版过诗集吗？
鲍尔吉·原野：没出过诗集，后来有机会出，我没出，我觉得我的诗写得不好。
汪政：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说到你的散文，说到你的语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你在自觉地，或者自然地营造一个富于诗意的世界。
鲍尔吉·原野：我一直喜欢读诗。中国的诗歌，我长期读杜甫，读了10多年，把好几本杜诗选本读烂了，又买新的。外国诗歌也读过一些。现在微信里读诗很方便。昨天早晨，我读了瑞典诗人索德格朗的诗：“当夜色降临，我站在台阶上倾听；星星蜂拥在花园里，而我站在黑暗中。听，一颗星星落地作响！你别赤脚在这草地上散步，我的花园到处是星星的碎片。”读过这首诗，我觉得一天都会愉快。我把诗歌当作营养，当成蛋白质和纤维素。
汪政：一般来说，作家对语言的贡献都可以掰开了、揉碎了来讲。一个作家对语言有所贡献，其实就是他建构了个性化的语言风格、语言世界。再进一步，就是这种语言能够成为一种风尚乃至一种标准，人们会去学习它、模仿它、使用它。对于一个作家来讲，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标准。一个伟大的作家在若干年后能够留下来的，就是我们依然能够使用他的语言和话语的风格。
你的创作为文学语言建设提供了非常好的范例。语言建设就是要创新，要对语言重新发现，用你刚才的话说，就是起死回生，从而丰富语言的功能。比如，在言说的惯性里，“躺”这个词说的肯定是人或者动物。现在你说“草不躺着”，这样的搭配让我们认识到“躺”还可以有新的用法。再比如，对内地读者来说，什么是“辽阔”？什么叫“辽”？什么叫“阔”？这在他们的脑海里可能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但你的草原写作让人们对这些词，这些字有了实在的理解。你的写作，整体上让我们重新发现了许多词，并经由这些词重新认识甚至重新发现了世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草原写作具有“异质性”，它不仅在文化上，也在语言上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许多习以为常的、已经固化的事物和经验。不妨再说“辽阔”，“辽阔”是什么？你写辽阔，并不是采用词典的讲法。你的辽阔是实景的、感官的，通过写作，你带我们认识了草原，又因草原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辽阔”。
在你的作品中，读者会知道草原，还会知道“草”，并通过草体验到色彩的丰富。草不是单一的绿色，它五光十色，早上、中午的时候都不一样，春天、夏天、秋天也不一样。它就像在不同时节生长、成熟的庄稼一样，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季节的轮换。如果你没有写，或者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作品，我们对于草原、草、颜色等等词的认识就固化了。
另外，你的语法有些特别。我是语文老师，我看到你作品中有些词不在按照语法应该在的位置上，你悄悄地给它挪了窝，一下让我们对这些字词和句子有了奇妙的感觉。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自觉地、有心地在语言上用功的作家。你在这几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当然，有些东西是语言的天分，语言的感觉，并不是刻意这样写，它就淌出来了。蒙古语的语法可能跟汉语不一样，可能悄悄地改变了你对汉语词的排列，你觉得那样写很自然。但对我们来讲有一点陌生。
语言的建设就是这样。第一是造出一些新词，像普希金、但丁，还有中国的鲁迅曾经那样做的，包括从其他语种翻译过来的，都可以产生新词。第二是重新激活，腾挪踢打，赋予旧词新的含义。第三是通过写作重新认识一些词，使它回到原初。在你看来，我们说的草原不是草原，我们说的草不是草，你将这些词返回到了事物的本真。第四是语法的变化，语法稍微变化一点，语感、调子就不一样了。我特别想听听你在平常怎么琢磨这些事。
鲍尔吉·原野：您总结得好。您刚才说的关于语言的几个方面，我有的做过努力，有的并没有达到，但是我觉得能这样做的话，就是一个有出息的作家。作家需要警惕语言被固化，思维被固化。世界既然多了一个作家，这个作家应该和别人不一样，又要区别于其他作家，而不是彼此相仿。一个作家应该有这样的自觉。
有些词在我看来是死的，麻袋里边是干瘪的，上面写俩字，“草原”。实际上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草原，只不过认识这俩字，说到草也是这样。我觉得我的任务是，半夜把这些麻袋打开，在里边装上东西，让它鼓起来。我作品中字词麻袋里边是有东西的，你解开它，能看到茂盛的草原，里边甚至有河流。
写散文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写散文离不开日常生活，你一定会写到风，写春天，写月亮，写河流，写小孩子，写老人，这些事无数人都写过了，你还写什么？你没有立锥之地，过去说“脚无立锥之地”，说的就是散文家的处境。除非你在语言上有更新与复苏。草原的含义是你自己说的，跟屠格涅夫、契诃夫说的都不一样。你写的月亮也跟别人不一样。
汪政：你说月亮是退着走的。
鲍尔吉·原野：我觉得月亮确实在退着走。把世间所有事物重新说一遍，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最重要的不是说得很独特，而是说得美，大家读了都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风格化的问题，是你看世界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我们谈论的话题有点接近语言哲学，像乔姆斯基或者维特根斯坦所研究的领域。席慕蓉老师对我说：“原野，我们对自己还是有所期许的。”她说的有意味，她不说雄心壮志，不说野心，不说以后要当大作家。她说我们要对自己有所期许。我也觉得要对自己有所期许，期许我的语言还能更好一点，像福克纳所说，“我希望我写得比我以前能好一点”。比以前好一点，这个目标永无止境。
我尤其愿意跟牧民们学习语言，他们用蒙古语谈论马，相互打趣，赞颂祖先和山川河流，一语多关，鲜活生动，妙不可言。
汪政：你把语言稍微动一下，减一点东西，加一点东西，就与惯性的语言有了区别。这3本书打开来，任何一页都有这样的语言现象。比如，“盎嘎骑着这匹枣红马，奔向草场”。这是我们说的话，你呢，前面也没交代，后面也没着落，你在草场前面加俩字“西边”，真的就不一样了。“西边”在你那里很重要，是吗？
鲍尔吉·原野：我固执地认为，盎嘎不能骑着枣红马奔向“草场”，世上不存在“草场”。它要么在西边，要么在东边，要么在北边。我认为这么写不是啰唆，是准确。
汪政：这里面还有一种草原生活的经验和蒙古语的经验，我猜测少数民族的语言是很感性的，对不对？
鲍尔吉·原野：我掌握蒙古语，并不像一个汉族人在大学英语系学成了英语。需要的时候用英语跟别人交流。但英语不在他心里。对我来说，蒙古语在心的底下，汉语在上边。
我掌握的蒙古语是感性的，可以摸到、看到、听到、闻到。有的作家写作使用的一些词汇，比如“必须”“问题”“一定要”，我觉得这都不是文学语言。蒙古族牧民不说这样的话。语言像路标一样在你心里躺着，告诉你不要用这个词，要用那个词。这样的区别就是作家与作家的区别。有人自称是蒙古族作家，却不懂蒙古语。他写得再好，也写不出草原的本色和蒙古民族的质地。
汪政：我们今天谈得最多的是语言，你的作品给我们读者启发，特别是小朋友。对小朋友来说，有助于他们建立起语言与生活的良好关系，对成人们来说，它让我们思考如何重建人与语言的关系，重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因此，本质上说，关系到我们的文化态度和生活态度。你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决定了你的语言态度。当语言动起来的时候，世界也动起来，人也动起来。我们的语言生活困难重重，不能用语言跟社会，跟自然，跟人，跟我们自己建立起丰富的联系，不能用语言发现世界、表达生活。但我们好像对此都麻木了。
鲍尔吉·原野：谢谢汪老师，我赞成您所说的，一个作家要在自己的作品里重新建立人和语言的关系，重新建立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我愿意为此努力。
我特别高兴的是，汪老师把这些话送给了正在读书的小朋友们，让他们珍惜语言。向好的文学作品学习。
汪政：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有其他语系背景的作家，他们能带给汉语很多新鲜的东西，比如阿来、张承志，他们的语言都有很独特的气质。
鲍尔吉·原野：也许他们自己没有察觉，但是确实很特别。
汪政：因此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这样带有异质性的作家，对汉语有外部的观察，再进入其中，跟我们一开始就在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感谢你们为汉语作出的贡献。
鲍尔吉·原野：谢谢汪老师。
来源：青岛出版集团
责任编辑：李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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