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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选读|《海上漂来你的信》:聆听那些荡气回肠的海洋科考故事

每一次远航,都要承担未知的风险;每一次下潜,都是向未知发起挑战;每一次进步,都是迈向海洋强国的紧要一步。

在这个71%被海水覆盖的星球上,海洋之于我们,是生命的孕育者,也是世界的连通者。世界强国,必定是海洋强国。由浅海向万米深海,由近海向远海向极地,我国海洋科考事业经过六十多年的不断开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实现我国“海洋强国”提供了基础支撑。“东方红”“向阳红”“远望”“雪龙”等系列科考船相继问世,这些科学重器,承载着海洋科学家的不懈努力,承载着中国人的海洋梦想,向未知处不断挺进。《海上漂来你的信》致力于通过细节丰沛的科考故事,致敬为我国海洋科考事业不懈努力的奋斗者们,让广大青少年读者了解神秘的海洋科考世界。

作者:于潇湉

青岛出版社

《海上漂来你的信》是以海洋科考为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通过一封封温润的家书和特别来信,聚合成中国海洋战略独特的时代画像,从极地科考到深海万米探测,作品在大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中,铺展出中国海洋科技的辉煌成就,表现了几代中国海洋科学家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动人风骨。中国第一艘科考船“东方红号”的海上历险,破冰船“雪龙号”的南极救援、航天测量船“远望号”的默默守护、载人深潜被海底黑烟囱侵袭的惊魂时刻……一个个细节丰沛的真实科考故事,将海洋科考大国重器的迭代、中国几代海洋科学家群像、海底冷泉热液等生命奇观,鲜活地展示出来。

书摘选读:东方一抹红

信?为什么要给我写信?

我翻来覆去地翻着手中的信纸。那信纸的抬头,印着爸爸任教的那所海洋大学的名字。

是爸爸的字没有错,他的字潇洒刚劲,转折处力透纸背,经常把纸划破。

可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啊,为什么要给我写信呢?

还是先读了再说吧。

孩子,昨天我坐在公园里,面前放着一个白色的搪瓷缸,你只顾着踢球,一脚就踢翻了茶缸。怎么,你嫌弃这茶缸又土又旧还掉了漆吗?

你看看上边的字:东方红首次远洋调查纪念。

白色的缸体上还用蓝色墨水绘制了一艘船,船身上,桅杆、船舱都只有一个大体的轮廓。

怎么,你嫌弃这船简陋粗糙吗?唔,它的确是一艘很老的船了,远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而那时的我,才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呢。

这艘船就停泊在我遥远的青年时代,停泊在海洋科学家们模糊的、对陆地的乡愁里。那时,我站在它的甲板上,而它则沐浴在荣光中。

“东方红”号,这是它的名字。还有一个光荣的称谓:中国第一艘海洋实习调查船。

我们所熟悉的船通常都是游轮或者货轮,甚至是保家卫国的军舰。客轮有一股喜迎贵客临门的热情劲儿。货轮朴实而稳重,横在海面上,只干活、不吭声。军舰则威武而庞大,洁白却拒人于千里之外,映着或墨蓝或湛蓝的海面,表情严肃而沉寂。

可是东方红号,不属于它们中任何一种,它是为了科学考察而诞生的。它的甲板上闪烁着理性之光,桅杆上的旗子飘舞着科教兴国之梦。

1965年1月20日下水交付使用,1996年1月21日退役——它服役了整整30年。

这艘船被寄予了厚望,“东方红”几个字采用了毛主席的笔迹。

这个茶缸,就是东方红号第一次远洋调查时发的。那是1981年6月,我带着一群搞科学调查的学生登上了那艘船。

船上的139个人,除了45个船员外,剩下的都是精挑细选。他们中有刚刚出国学成归来,结婚不久就登船的科学家,也有学习海洋调查专业,刚开始实习的大学生,也有像我这样带队的老师。

我们抬头走路,低头看地,可却需要仰头看船。

那是一艘洁白的船,它莹白如玉,周身散着光芒。八十多米长,将近15米宽,吃水线有4.40米,总排水量两千多吨,那是当时用于海洋科考的最大吨位的船了。

怎么,你问我为什么把这么遥远的事情记得这样清楚吗?

如果你也曾登上过那艘船,在那里经历过生死的考验。如果你也有记挂的人,再也不曾踏下过那里的舷梯。如果你也像那几十个学生一样,曾用那些渴盼、雀跃、温润的眼睛,望着浮云与乌云。你也会像我一样,始终走不出那艘船的背影。

有人形容大海表面像镜子或绸缎一样,但在我看来,那都不准确。因为大海表面并不是肉眼所见的平面,而更像一个巨大的碗盖。只有揭开这只碗盖,才能知道碗中,也就是大海底部的东西。我们的东方红号上配备了各种“勺子”,那都是各种需要下放到海底的仪器。有测水温水质的,有打捞海洋生物的。海洋影响了大气气候,所以,还有专业的气象团队。

起初,人们都搞不清楚,这样大一艘科考船上应该怎样划分各自的研究区域。巨大的一块绿色甲板,如同一块草坪,要公平地分配给各个项目的运动员们。后来我们想出办法,用20英尺集装箱实验室固定装置,分为干、湿、半干半湿三个类型。每个实验室又配备冰箱、烘箱、植物柜、小型水族箱等设备,搞得像是在船上安了好几个家。

忙活完这些就该去吃饭了,餐厅在船的中底层,一下去,仿佛掉进一个罐子。闷、憋气,还混杂着汽油味、海腥味,那些晕船的人连坐都坐不住,更别提吃饭了。

其他人吃得太潦草,就显出有的人吃得仔细。

那人是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博士,曲成海。他永远坐在靠打饭窗口最近的位置,端着饭,转身、一步就能开吃。他不磨蹭,不多话,他的吃就是吃,是看着就让人口舌生津的一串动作。

他头发茂密、又黑,不像别人把鬓角修得见头皮,他的鬓角直到耳朵,像一朵扣在头上的香菇。宽脸,是南方人的典型脸型,眉眼鼻唇都大,他的眼神让人觉得,它能把世界变成一张暖色调的平面图,不见阴暗和悲戚。而且他笑起来,还带一点羞怯。

他吃饭,用筷子极速地划拉米饭,满含了米再吃菜和肉,一鼓作气、稀里哗啦,只留下一滴闪烁的汗珠,从“香菇”根部渗出。

吃完,一定是要去甲板上的。

甲板上永远有人在做试验,因此大家都是分批吃饭的。如果哪组在做实验时,恰逢曲成海也上甲板,那大家就都会停下手里的活儿,参观他下潜。

那天,海洋生物组正用绞车拉动浮游生物网,缆车启动后,要有一个3分钟的等待时间。

大家看着曲成海穿上黑色潜水衣,戴好脚蹼和氧气面罩,然后在腰间绑铅块——下潜设备不够先进,要想潜得深一些,就得在自己身上加重量。

下了水,由于浮力,他的身体会觉得轻,更别提平衡,这些铅块能带他去更深的地方。深,更深,他对于海底永远好奇,那是一座神殿,他从不会空手而归。

3分钟到,网子拖上来了。学生们一拥而上,各自分工。他们有人握住旋臂上的网滴管——那是一个像倒置酒瓶子似的东西,有人用海水沿着渔网的缝隙进行冲洗,这样黏在网壁上的生物也就掉进网滴管。有人把网滴管连上样本瓶,这样就有了活标本。

这时只听“扑通”一声,曲成海轰然入海。

这时生物组回去吃饭,嘟囔着不知道这一次曲老师能潜多深。想跟他学潜水的学生不在少数,却没有人敢像他那么拼命,因为他一下去就是6个多小时。人们只见他脊背一拱,氧气瓶一翻,人就已经浮在果冻似的海面以下了。他的脚蹼再几个回合,海就变成了固体,把他封起来、藏起来,没人见得着了。

他这样拼命,甚至连他的新婚妻子也不明白,说搞这种项目都是雇人潜水,你这堂堂的洋博士何必亲自潜水呢?

成海说,那当然不一样了,自己潜水采样,取得的都是第一手资料,数据可靠,搞科研就应该这样,事事都自己来的。

搞水文调查的纪良老师也盯着那完美的一跃,他说成海跳下去时,他的心脏也跟着抽搐一下。他凑到船舷边去看,那时海平面被击打出的浪花已经复原,海面的伤口永远可以自动愈合。他的心脏一向不好,身体总不好的人,对于海和成海,都是极其羡慕的。

邓老师带着学生们用海水透明度盘观测海水透明度,那是一只洁白无暇的光盘,中间有一个孔洞,可拴绳索。

大家站在甲板背阳光处,将那个白盘子放入水中,沉到刚好看不见的深度,然后再慢慢地提到隐约可见时,读取绳索在水面的标记数值。有波浪时得分别读取绳索在波峰和波谷处的标记数值。读到一位小数,重复二到三次,取平均值,记入水温观测记录表中。

这个活看着不难,但实践起来有个难点,那就是海水透明度盘的平衡度不够好,容易倾斜。学术上规定,如果倾角超过15°时,就得重新进行深度订正。而且观测者必须在透明度盘的垂直上方。所以这是个很细致的工作,经常要一遍遍返工。

除了记录水温,邓老师还得辅导另一队学生记录水色。水色用的是水色计,水色计是由蓝色、黄色、褐色三种溶液,按一定比例配成的21种不同色级,分别封在22支玻璃试管中。海水颜色与试管里的颜色一一比对,找出最相近的颜色来记录。

而气象小组则是第一次在船上放飞氢气球,在这之前我国还没有这方面的气象记录。学生们孜孜不倦地记录着风、云、气压、空气湿度这些基本的数值……

我之所以要详细地告诉你他们每天的工作,其实是为了证明,科学是严谨但也是枯燥的,如此天天循环,是容易让人疲倦的。但规律也就在其中隐藏,因此当学生们发现同一深度的海水颜色和温度都有变化时,往往意味着要发生不同寻常的事情了。

那是4月的一天,东方红号行驶到太平洋,风是突然变化的。风是浪的煽动者,原本的浪是一小峰、一小峰,如同抽纸巾盒里抽出一半的纸,然而风的加入,让浪不甘于此。浪开始沸腾、摇晃,它再也不是刚抽出一半的纸巾了,而是墙,一整面浑浊的、光滑的墙,一排一排砸过来。然后白色的泡沫腾地在船底炸开,袭击了甲板和船上作业的人。墙碎成千万片水花子弹,密集地向我们弹射。

船就像个失控的过山车,忽上忽下,摇晃得快散架。

那天的风高达八级,海水全部变成墨色的,人像一面面破旗,甲板上根本没法站人,一不小心就会被吹跑。但是大家还得回收沉在海里的设备,虽然有雨披,可天跟漏了一样,雨披跟纸差不多。

闪电劈头盖脸,它一亮,身边便多出一个人,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绝望地大睁着,闪电一暗,又把尖叫的欲望独吞下去。

就在这时,有人喊,纪老师晕倒了,他心脏病犯了。

船医说,必须赶紧靠岸就医,否则纪老师可能熬不下去了。

船拼命掉转,方向是上海。

这种时候,应该是下锚,而不是迎头顶上。有人撕心裂肺地喊:“停船、停船、停船……”

更多的人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

其实在这样的天气里,做任何决定都是要赌上性命的。浪与风合伙,与人一起抢夺着船。

闪电啪啪地打着天空,所有人都等待着,等待救赎,或者那致命的一击,头发像被人拔起一样竖立着。

船似在断崖上,一上,要后翻,一下,即倒塌。哗地跌落下去,侧倾了。

天漏了,闪电划破的。

借助那电光石火一瞬,我看到了表上的倾斜度:43度。

这艘船最大倾斜角度是45度,我很清楚。

船、要、翻、了……

我们活下来完全是侥幸,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只记得破口大骂的船长,和窝在角落里呜呜哭的水手。

暴风雨突然就把我们吐了出来,天空明净澄澈,海面一览无余、波光粼粼,海鸥翻飞自由,周围平静得仿佛一匹绸缎。

如果不是甲板上和我们的狼藉,刚才的一切仿佛做梦。

船去上海太远,只能在吴淞口靠岸,将纪老师火速送往医院,但他还是没能熬过去。一船的人都失了活力,第一次真正见识到海的面目,就仿佛一个每天相伴的温柔老人,突然变成了持刀相向的敌人,都吓懵了。

回到青岛的码头时,我想洗把脸上岸,发现发根全白了。

我跟着去卸船上的实验器材,并没回家。突然有人喊我,让我赶紧回家去,说:“你老婆怀孕了,快回家看看去吧。”

那个孩子,就是你。

也就在那一年,我开始染白头发了。谁又能说,这两样不都是大海的馈赠呢?

那个茶缸的故事就是这样。

现在你还会笑话它又土又旧,还掉了搪瓷吗?每当我用它喝水,那缸中的水仿佛就成了海水。我要把茶缸端得很稳,才能不让那小小的杯中激起波浪。

我总觉得,即使是只画在那茶缸上的东方红号,也是不能翻的啊。

爸爸

1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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