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禁地”青春

1959年1月，父亲接到市委组织部调令，去从事“机密”工作，具体干什么一无所知。24岁的父亲义反顾地告别妻儿老小，去了北京第二机械工业部报到，开始在部机关干部人事处工作，在刘杰副部长的带领下到全国各地招募科技人员，海归科学家们也纷纷踏进了铸造民族核盾牌的核研究所大门。1959年6月，苏联撕毁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又撤走所有技术专家，使刚刚起步的研制工作雪上加霜。周恩来总理义正严辞地说：“我们不理那一套，他不给，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八年搞出原子弹”。一腔热血要报效祖国的父亲向部领导请缨，要求到核武器研究业务部门工作。组织批准后父亲调入第九研究所，加入邓稼先科研团队。1960年初父亲给母亲的信说：“我每天只睡3个小时的觉，全部精力都用在学习业务上，因为咱们是学纺织的，对目前从事的专业是外行，我只有拼命学习，精通业务，才能为党的工作献出全部力量”。

当时邓稼先担任二级部第9研究所主任，他带领所里的年轻人从最基础的三本书学起，父亲担任所里的团支部书记。1960年4月，我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正式开始。为了把爆轰力学、中子输运、核反应等一系列概念搞清楚，即便是一个细小的疑点大家也不放过。有一次为了把一个问题弄到水落石岀，邓稼先带领十几个年青人一天三班倒，用四台手摇计算机日夜连轴转，计算稿纸一麻袋一麻袋堆满房间。计算中，科学家与年轻人平等地交换意见，反复讨论计算结果，查找各种疑点和漏洞，当时请命回国的青年科学家周光召一报到就投入了这场讨论。这样的计算讨论前后进行了9次，历时半年，终于摸清了原子弹内爆炸过程的物理规律，为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原子弹研制初期，广为称道的“九次运算”。

在进行理论设计的同时，爆轰实验也在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开始进行，这里原本是工程兵靶场。当时研究所派出由著名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带队的30多人小组到17号工地搞爆轰试验，父亲又主动要求加入了这个行列。17号工地在塞外，冬天风雪很大，父亲说，刚开始住帐篷里的大通铺，冬天只有一个火炉，有一次零下十几摄氏度，一场风沙袭来，帐篷盖被掀了，被子上一层厚厚的沙子，就这样坚持过了一夜。1960年至1963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也是我国原子弹研究试验的关键时期，由于生活条件艰苦，父亲只有一床被子，每次从北京花园路9所到怀来县的17号工地，都要背着铺盖去西直门火车站坐火车，下车后有工地大卡车接，如错过了就得步行20多公里去工地。伙食也很简单，有馒头吃就觉地很好了，有一次一个家住北京的同事带回6个鸡蛋，在火上烤了给大家分享，父亲到现在还记得。由于条件艰苦许多人冻坏了手脚、全身浮肿、肺部出现病症等等，但都依然坚守岗位，全身心投入试验。为给爆轰实验提供炸药部件，当时工地只有一台普通锅炉，又向部队借来几只熔药桶，动手浇铸炸药件，用马粪纸做炸药药模，焊接一把双层结构的铝壸，外层通蒸汽，里面熔化炸药，用手工搅拌，随来随浇。蒸汽熔化的炸药，气味难闻，毒性很大，雾腾腾的粉尘和蒸气充满整个帐篷。但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尽快搅拌，才能使炸药部件密度均匀。父亲他们当年就是这样冒着生命危险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炸药部件。父亲说他当时出现的症状是头疼头晕、浑身无力、牙齿鼻子经常流血、肺部结核。在17号工地父亲还负责联系运送雷管，至今还保留着1960年11月21日第9研究所派他去804厂联系空运雷管的介绍信。父亲的一位同事叫李德璜，在一次实验中右手被炸掉3个指头，只剩下拇指和食指，1961年国庆母亲带我到北京探亲时见过他，他也就20多岁，是父亲的乒乓球球友，他很乐观，经常用两个手指握拍和父亲对打，当时我3岁多，他每次见到我就逗我玩，还抱着我转圈，但他和别人不一样的右手永远地刻进了我的心里。

父亲和同事们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座落在长城脚下大风口天漠上神秘的17号工地，是我国原子弹研制实验的摇篮，在艰苦的环境中，短短三年进行了数千次爆轰实验，为“争气弹”的研制成功奠定基础，造就了能打硬仗的优质科研队伍。这里锻造出了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协同攻关、求实创新、永攀高峰的“两弹一星”精神。1962年在迁往青海高原新的核试验基地的前一天，父亲看到时年55岁的著名核武专家王淦昌拔掉头上几根白发塞进附近古长城的夹缝里作纪念，在场的所有人员都泪洒工地，这里记载着他们无悔的青春。

1963年中央决定，集中在北京攻克原子弹的科研人员，陆续迁往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当年父亲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已下决心要去西北参加‘草原会战’了，昨天张爱萍将军在动员会上义气豪迈，还改引了一句唐诗：‘西出阳关有故人’，全所的人都热血沸腾了。”父亲不顾核辐射带来身体上的种种不适，又和成百上千名科技人员离开北京，踏上了西去的列车。金银滩实验基地当年叫国营综合机械厂，代号221工厂，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无霜期短，气压低，空气干躁，平均海拔3300米，年平均气温零下4摄氏度。父亲回忆，刚到那里很不适应，经常胸闷、气喘、心跳加速。草原风沙很大，“风吹石子跑”，打在脸上睁不开眼晴。住的宿舍也十分简陃，12平方米上下铺住8人。一个脸盆洗脸、洗脚、洗衣多功能，一天只能保证吃一顿菜……如此艰苦的条件没有动摇他们的坚定信念，苦中作乐成为最难忘的记忆。父亲说，在青藏高原上，将军和群众一样住帐篷，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安放第一颗原子弹的百米铁塔上，时任二级部九局局长的李觉陪着工人插雷管，手里拿着起爆台钥匙，成为试验场操作人员精神上的镇定剂。父亲在青海221工厂先后在二分厂和三分厂从事炸药加工、同步聚焦实验、火工部件加工、机械加工及核武器组装等技术工作。1964年10月16日，父亲见证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他和同事们欣喜若狂，巨大的蘑菇云在祖国上空绽开的那一刻，全国沸腾了，全世界震惊了，中国人的毅力和智慧征服了全球，中国人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

在成功的背后是无数科技工作者为之付出的超乎寻常的艰辛。父亲因长期在一线做核试验，核辐射浸入肌体，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带着喜悦和疲惫回到青岛，那时我已经八岁多了，三十多岁的父亲又黑又瘦，眼里永远透着坚毅。内向寡言的父亲却经常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原子弹”的故事，打小我就知道“蘑菇云”，知道中国有了不起的科学家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等等，还有像父亲一样为共和国建立丰功伟绩而又默默无闻、无怨无悔的无数科技工作者。父亲调回青岛继续从事纺织工作，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努力践行“二弹一星”精神。我清楚地知道，虽然无情的核辐射蚕食了肌体，但他骨子里依然初心不改，曾经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核试验的经历，成为他生命的沸点。“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是父亲“禁地”青春的真实写照。

文/牛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