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我在北大学考古

□记者 张雅乔

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荣是最近网友们热议的对象。高考总分676分的她，报考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刘耀辉也在网络上关注到了这一新闻，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他，现在是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特聘教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社会对考古学的误解，从这个事件上就充分暴露出来了。许多人觉得学考古的是在和尸骨打交道，但我们却更喜欢称之为‘嗅一嗅泥土的芬芳’。”刘耀辉说。

1995年，刘耀辉考入北大考古学系，对于考古学系的四年本科生涯以及三年的研究生生涯，他至今心中充满感恩。毕业后，刘耀辉先后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和青岛出版社从事出版工作，41岁时，他选择回到高校，为自己接下来的人生找到了一方安静的书桌。

这一切的选择，在他看来，是北大7年学生生涯的深切召唤。

以下为刘耀辉的自述：

圆满中的小遗憾

我是山东临沂费县人，1995年作为我们县的文科高考状元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刘耀辉（后排左一）和徐天进老师及五位同学合影

我在初中时学习成绩很糟糕。当时很多初中阶段的孩子碰不到一个好老师，我也是这样的，乡镇上的初中条件有限，吸引不到好的人才，各方面的管理也非常落后，加上我那时候又比较调皮，所以考了两次高中才勉强入学。

去交学杂费的时候，教导主任对着带我交钱的亲戚说了一句：“这样的成绩让他来干什么？赶紧回去打工吧。”他当时说话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记得，但是我从来没有恨过他，因为这对年少轻狂的我来说实在是一种激励。

刚进高中的时候我的成绩是全校倒数第一。在几位好老师的引领下，我开始发奋努力，三年里从全校倒数第一逆袭成为全县第一，可以说完全是靠苦学、苦拼出来的。高考出分的前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的高考成绩，第二天到现场发现总分跟我梦见的分数一模一样，说不清楚为什么，可能是个巧合。

我报考的三个志愿分别是北大的中文系、法律系和行政管理系，没有考古学系，不过我填写了服从调剂，结果就被调剂到了考古学系。我在青少年时期最大的理想就是考上北大，所以考上北大考古学系对我来说也算是圆满了，人生就是这样，圆满当中总会有些小遗憾。

而且很多时候，小遗憾是值得的——进入北大读书，首先彻底改变了我家的经济状况。

上大学之前，我们家是县里最穷的人家之一。在沂蒙山脚下的那个小山村，父母只能从土里刨食。家里的房子成了危房，父母就用油毡纸搭了防震棚，我们一家人就住在防震棚里。我在读中学的几年里特别不理解父母为什么这么怕死：别人家都不防震，只有我们家防震。后来才明白这是他们的一种羞于启齿的对生活的抗争——宁愿被别人说成怕死，也不能让孩子住在随时会倒的房子里。每年夏天雨季是最难过的，家里没有一处是干的，如果夜里下雨，那防震棚里用来接雨水的锅碗瓢盆就会摆得到处都是，全家人都只能坐起来，蜷缩着身体等到雨停。

进了北大，学校的学生工作做得特别细致，老师们富有悲悯心，看到学生经济条件这么差，一定会想办法提供帮助。入学不久，校方就决定给我发放特困生助学金，每年2000元，连续发4年，要知道这算得上一笔巨款了，当时我一年的学费和住宿费也不过是1100元，而且学校也全给免去了。当时国家还给大学生按月发补贴，加上我也经常会在课余去打工，做家教、卖饭盒……有了这些钱，我家里的经济条件立马跟着改善了，两个妹妹也都不用辍学了，她们后来也都考上了大学。

学问的门径

我们这一级，考古学系共招收了20个同学，真正报考考古学系的就一个，而且还不是第一志愿，剩下的19个都是被调剂过来的。

当我们一进入北大，还沉浸在被调剂过来的小情小绪里的时候，系主任和系里的老师在中秋节来看望我们。他们对我们讲，大家想学考古的话，就好好学，将来一定能成为这个行当里的佼佼者；如果就是不想学考古，那毕业以后可以转行去做别的，只要大家有了考古学的底子，将来干什么都可以。老师们向我们举了很多师兄师姐的例子，说他们从北大考古学系毕业之后在别的行当里也都非常出色。北大的老师们都非常开放，这一番话让我们明白了学考古路子很宽，将来不一定就非要做考古。

▲1997年12月，刘耀辉在刘绪教授指导下清理北京房山琉璃河唐墓

我在青少年时期是有文学梦想的，喜欢写点东西。没想到命运之手把我推到了考古学系，而北大鼓励学术报国的氛围也深深感染着我，所以我很快就进入了考古的世界，把自己的文学梦想暂时按捺住了。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充实，每天上课、吃饭之余，都泡在图书馆，翻看《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之类的期刊，一篇篇学习，一篇篇做笔记。在北大学考古的7年里，我写出了几篇颇为得意的论文，算是初步弄明白了考古学是怎么回事，同时也深深地爱上了它。当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站在聚光灯下接受国家最高奖励的时候，当有些考古学家在电视上侃侃而谈的时候，或者当际遇对某个考古工作者有所垂青、让他取得了某个重大的考古发现的时候，考古学华丽的一面就展现出来了。但它也有辛苦的一面。比如1997年我们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的西周燕都遗址做发掘工作，野外工作不但风吹日晒雨淋，有时候还要克服一些心理上的不适。当时我负责的探方连续发掘了7具明清时代的尸骨，还没有完全腐烂，味道非常难闻，每一具尸骨都需要极其仔细地清理出来，绘图、照相、留存资料，这是个非常磨练耐心的工作。当然也有值得吹一辈子的亮点：全北京第一件考古出土的唐三彩，就是我那年亲手发掘出来的，那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花口瓶，当时我还抱着它跟它合了一张影，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1997年12月，刘耀辉抱着他亲手发掘出土的北京市第一件唐三彩在现场留影

考古学是文科当中最讲求实干的，有“学术界的仆人”之称。它要求你一点一点用双手、用眼睛去和文物对话，去把它们发掘出来，让它们重见天日，并去阐述它们背后的历史文化意义，这是玩不得半点虚假的。考古学也是文科当中最讲逻辑的一门学科。

我觉得北大考古学系带给我最大的一笔财富，就是给我指明了学问的门径，让我接受了很好的学术训练，可以登堂入室了。正所谓一通百通，有了这碗酒打底，此生我做什么工作都不会发怵，向哪个方向转都觉得没有问题。

北大考古学系每年就招收20个学生，坚持了很多年。平日里感觉老师比学生还多，老师们人又都特别好，所以在北大那是出了名地宠爱学生，和学生交流得也特别多。

齐东方教授是我读大一时的班主任。本科毕业后保送研究生，我非常坚定地选了齐教授作为我的研究生导师。他是我在北大读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他的风度、襟怀和学识，各方面都让我特别仰慕。跟他读书的几年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也是我后来会重返校园的原因。

▲2018年5月30日，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齐东方在即墨古城大讲堂做了题为“交流的价值——外来文物与文化交融”的演讲，点击图片可阅读演讲原文

齐教授特别不鼓励我们做旧学问，不希望我们把一本书、一篇文章写得拒人于千里之外。受到齐教授的影响，我现在也是这样要求我的学生的。我跟学生说，越是高深的文章，越要写得通俗，要大开方便之门。旧的学问家，是把学术做到了书斋里，束之高阁。而我们还是希望学问做出来之后，能够惠及更多的人。

阅读是安身立命之本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给复旦大学文博系写了求职信，可惜没有回音。于是我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做编辑，希望在考古学的外围做点儿工作。但命运弄人，我妻子（当时还是我女朋友）在上海严重水土不服，最终我们选择到了青岛，我进入青岛出版社工作，离我的考古学术梦想就越来越远了。

从北大考古学系毕业后，兜兜转转过了很多年，我终于还是禁不住内心深处的呼唤，在41岁时回到了高校。回到象牙塔里的这三年，我才真正感到如鱼得水。

我常常回想，如果我当年没有进入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而是进了大热的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我不知道现在的我会在哪里，也不知道我今天的精神有没有根。北大考古学系给了我一个能让我安身立命的谁也带不走的东西，那就是读书的能力。它使我能够在人生中去做自由的转换。我是学考古出身的，但可以做出版社编辑，可以做中文系教员，也可以从事儿童文学写作，这不是实现大自在了吗？

在大学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读书，学习成绩不必非要冒尖儿，中等就可以，但一定要去好好地多读几本书。尤其在今天，我们的大学在技术学院化，日益沦为高级技工养成所。但大学不是培养技工的，而是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和这个民族培养中坚力量的，大学四年若是只学了一门专业技术，那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自强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很难讲。

全社会对考古学的误解，从这次钟芳荣的事件上就暴露出来了。考古学本来就有点文化精英的使命感在里头。文物是国家的根脉，守住根脉，我们才会有文化自信，所以说学考古、做考古是非常有意义的。

今年6月份，我的儿童文学作品《野云船》入选了2020“我最喜爱的童书”，得知这个消息，北大同学群里非常热闹，老师们也出来说话。我的授业恩师之一徐天进教授曾经对我说，你现在是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了，可别忘了你是考古学系出来的，还要为考古做点事，能不能把考古的学术资源引入到儿童文学里去，也来抗衡一下当下一些流行作品给考古带来的一些不良的影响，从孩子们小时候就来正本清源，让他们知道真正的考古是什么样的。这非常有难度，但我还是非常想去做这一件事，它非常有意义。

▲考古学界的泰斗宿白先生去世时，刘耀辉拟的两幅挽联，徐天进先生书

归根到底，北大7年的理想主义在发挥作用，它会指引你变成一个更自由、更潇洒的人，但同时，也要求你具有特别高的社会责任感。

（本文图片由刘耀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