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蒋勇清 王达洋
撰稿：孔昕 王达洋 叶帆子 吕春阳
青岛出版社
在《给孩子读红色家书》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刘伯坚、恽代英、向警予、毛泽民、夏明翰、左权、赵一曼十位革命先烈写给父母、妻儿或亲友的家书，以及与之相关的革命成长故事。
本书融英雄家书、革命成长故事为一体，以纪实文学的语言再现了革命者的理想追求和艰苦奋斗精神，对当代少年的成长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每一章都以家书为引，用一句嘱托，一声呐喊，一段表白，将革命理想，斗争意志，家庭情义、儿女之怜融于其中。
今天，让我们一起诵读革命烈士左权的红色家书。
左权给妻子的信
（1942年5月22日）
志兰：
就江明同志回延之便再带给你十几个字。
乔迁同志那批过路的人，在几天前已安全通过敌之封锁线了，很快可以到达延安，想不久你可看到我的信。希特勒“春季攻势”作战已爆发，这将影响日寇行动及我国国内局势，国内局势将如何变迁不久或可明朗化了。
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的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须（需）人照顾的。此间一切如常，惟生活则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疆（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今年没有种花，也很少打球。每日除照常工作外，休息时玩玩卜（扑）克与斗牛。志林很爱玩排（牌），晚饭后经常找我去打卜（扑）克，他的身体很好，工作也不坏。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在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处，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之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不多谈了，祝你好！
叔仁
五月二十二日晚
左权
1942年5月22日，日军离八路军总部只有十几公里了，在这样一个危急时刻，左权得知有人要去延安，他决定给妻子刘志兰写一封短信。
信写得情真意切，感情饱满，展现了驰骋沙场的铁骨将军的热血柔肠。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身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憧憬着团聚的甜蜜。
他闭口不谈眼前危险，和妻子说着生活的诗意，“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疆（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
他还细心地关切妻子和女儿，“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
在信中，他反复劝慰妻子要不断学习，鼓励“党的整顿之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这是他生前写的最后的一封信。
左权原名左纪权，号叔仁，乳名自林，1905年3月15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侨乡黄茅岭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岁半丧父。
他是我党“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是“钢铁般坚强、狮虎般勇猛”的优秀将领，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左权写了大量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军事论著，被中央评价为“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造人之一”。
长征时期，毛泽东称赞左权是“神枪手”。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左权军事文选》里说：“左权他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左权牺牲后，毛泽东在延安公祭时挥笔题词“为左权同志报仇，为千千万万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烈士报仇”。
1942年9月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纪念左权，将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1952年11月1日，左权殉国十周年，毛泽东在视察南方的归途中，专程在邯郸下车，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缅怀左权。
左权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排长、连长。黄埔军校创办后，左权为该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参加统一广东的东江战役，后由黄埔军校保送赴莫斯科入军事大学学习。接着，又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高级指挥训练。
左权身在海外，深切思念祖国，渴望投身国内革命战争。他与同学们交谈时常说：“要革命，就要抓住枪杆子，光有叶挺、贺龙远远不够，党要多培养军事人才。回国后，要实干，不怕死。”1930年6月，左权奉命同刘伯承等一道从苏联回国。到达上海后，中央决定派他到苏区工作。
离沪前夕，他给家里写信：“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养赡，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然而直到牺牲，他都没能履行与母亲的“十年之约”。他把自己全部心血融于艰苦的革命战争中，十余年间未尝一日离开过人民军队。
1937年8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改编后，左权随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部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7年9月，率部东渡黄河的八路军总部部分领导人朱德（左3）、任弼时（左2）、左权（左1）和邓小平（左4）在渡船上
此时，叔父左铭三写信告知他大哥左毓林已病故，家中老母孤身一人艰难度日，希他能回家看望。左权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惟一读了书的人。他求学十分艰难，全靠母亲日夜纺纱织布卖得的一些钱，叔父左铭三和另几位族亲倾力相助，才使他终于考取黄埔军校，走上革命道路。忠孝难两全，左权投书叔父，表达自己对祖国命运的关注，抒发为中国人民“自卫应战”的崇高抱负。
1942年5月14日，日军纠集近三万兵力，突然“扫荡”太行山根据地，长途奔袭八路军总部。在敌情不明、军情异常紧急的态势下，左权临危不惧，协助彭德怀指挥总部人员转移。
当时左权的妻子刘志兰在党校学习，两岁的女儿左太北在延安保育院，听说日军可能要轰炸延安，焦急的刘志兰给左权发来电报问：“如果时局有变，我怎么处置太北？”22日，左权在战火硝烟中给妻子刘志兰写下了这封信，回答她的问题。
写完这封信的第三天，5月25日，八路军总部按计划转移到山西辽县十字岭，转移中被日军飞机发现，情况十分危急。撤退时，总部警卫连要护送左权先走，被他一口回绝。
他说：“北方局和党校那么多同志需要我，我留在后面指挥，和大家一起突围。”在部队即将突出敌人的包围圈时，左权的左额、胸部、腿都被弹片击中，鲜血涂地。一代抗日名将，满怀报国之志壮烈牺牲，年仅37岁。
刘志兰是左权的夫人，出生于1917年的北京，在读书的时候就是一个思想非常进步的青年，曾担任过北师大附中的“民先”队队长。在毕业后，她来到了延安担任陕北公学的教员，被朱德赞为“女同志中的佼佼者”。经朱德和康克清做媒，1939年4月16日左权与刘志兰在山西省五台县璐成北村结婚。
左权极为珍惜自己的婚姻，对妻子呵护有加。刘志兰自幼丧父，家里又是女孩多，在她眼里，左权不单是自己的丈夫，还是兄长、老师。婚后一年，刘志兰生下女儿左太北。
刘志兰后来回忆说：“在有了北北的几个月中，你学会带小孩子，替她穿衣服、包片子，较我更细致。当时也多在紧张的战况中，从没有因为她的哭泣影响你工作休息有一点不耐，你爱她。”只要左权在家，夜里常为女儿换尿布，一家三口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家庭生活。
考虑到妻女随总部指挥机关行动有诸多不便，年轻的刘志兰也需要继续学习和不断进步，左权便与刘志兰商量，将她们送往延安。临别前，细心的左权为了减轻刘志兰路途中的负担，并让宝贝女儿睡得舒服一些，特意请当地木匠做了一个小木箱当摇篮。
1940年8月，一家三口拍下唯一的全家福，左权抱着不满百天的太北，太北挥舞双手，吱吱大笑，左权威严的脸上，绽放出慈父笑容。抗日战争陷入持久战，左权钻进枪林弹雨，投入到百团大战的筹划和部署中，再没见过妻女。
妻子走后，左权心里割舍不下，每当有人去延安，他都要给妻子带一个包裹，里面有信，有营养品等。每当收到稿费，他就托人到集市上转转，买些花布毛线，再请人给女儿裁剪缝制几件衣裤，甚至在信里不厌其烦地教刘志兰如何为女儿搭配着穿。自己发的新军裤两条、友人送的新大衣一件，左权也舍不得穿用，都带给妻子。
刘志兰也常给丈夫写信，信中无话不谈，有安慰，有分别后的情况介绍，也不免有“带北北影响到自己的进步，心情不好，曾迁怒于你，一次向你发牢骚，刺激你，使你难过”。
在与妻女分别的日子里，左权只能通过书信表达的妻女的思念，体会妻子的处境，“除去解释与安慰之外没有一句责难”，字里行间浸透了他内心深处丰富而真挚的情感。重重关山隔不断左权对女儿的无限亲情，几乎每一封信里他都要谈到女儿，每每经历生死战斗回来，第一件事便是给妻女写信，“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此生别无遗憾，惟一遗憾的是我们的女儿北北，我不曾给她一点父亲的爱，没有尽到一点父亲的责任，只有拜托你替我多亲吻女儿了。”
1940年12月23日晚，他在信中写下一段话：“延安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记得太北小家伙似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吃吗？现在怎样？半岁了，较前大了一些，总该好些吧！希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
1941年5月20日，左权在另一封家书中又写道：“差不几天就整整一年了，太北也就一岁了。这个小宝贝小天使我真喜欢她。现在长得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又能喊爸爸妈妈，又乖巧不顽皮，真是给我极多的想念与高兴。可惜天各一方不能看到她，抱抱她。在工作之余总是想着有你和她和我在一块，但今天的事实不是这样的。默念之余只得把眼睛盯到挂在我的书桌旁边的那张你抱着她的相片上去，看了一阵后也就给我很大的安慰了……”
左权写这些家书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迎来了最为艰苦的岁月。左权在艰苦的环境中对妻女的满腹柔情，唯有通过长篇累牍的家书，传递给“亲爱的志兰”和“小北北”，“你爱着北北，你希望她知道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搏斗，你愿她健康、可爱”。
百团大战前夕，左权一直忙于战斗做准备和部署工作，但仍抽空去看望妻女。
作为一个有着极高抗日热情的学生，刘志兰本想来到抗日前线能有一番作为，没想到生活几乎被家务和孩子所占据，有时候会抱怨左权长时间不来看望。这时候，左权便自己拿起炕头上的脏尿布到河边洗干净、晾好，又端起碗给女儿喂米汤。待妻子气消后，左权才耐心地解释目前的时局和前线情况，取得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左权牺牲后，刘志兰强忍悲痛，在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纪念文章。
她写道：“结婚三年来，我们感情是深厚的，体会到爱与被爱的幸福。我们是同志、朋友，又是夫妇，你不愿因私人生活而妨碍工作，也不愿自己亲爱的人仅作一个柔顺的妻子，而希望她做党的有力的战士，你从不阻止我远去工作的热诚，且给予鼓励，以好好工作和学习共勉。”“在你旁边感到坚实有力没有迟疑的信赖，虽然你不愿以美丽的言词来装饰你的情感，令人深感到一种真挚、朴素、包容一切的爱，在忙迫的工作中，也注意细心地关切我。”“对于革命，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也贡献了我的丈夫。你所留给我最深切的是你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崇高的牺牲精神，和你全部的不可泯灭的深爱。”
左权参加革命十七年没有回家，他的老母亲并不知道他牺牲的消息。1949年，解放军南下准备解放全中国，朱德总司令命令所有入湘部队，都要绕道醴陵看望左权的母亲。这个时候，左权的母亲才知道，自己日思夜念的小儿子已为国捐躯七年。
左母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这样的祭文：“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不久，老人安然辞世。
关于父亲的故事，母亲刘志兰多年未对左太北说过。父亲左权牺牲的时候，左太北才两岁，对于她来说，父亲一直是一个抽象概念。她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这个年幼无知的小丫头，又怎能体会这种折柱塌天般的痛心呢！后来我长大成人，才渐渐懂得，这是给我一生留下的巨大空白和缺憾”。
即使父亲的印象是朦胧模糊，左太北仍然日思夜想着为革命献身的父亲。提起父亲，左太北深情地说：“虽然我两岁时父亲就牺牲了，但60年来从父亲战友的回忆中，从父亲写的家书以及他在抗日战场写的四十多篇文章中，从父亲战斗过的地方的父老乡亲的亲情中，我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父亲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他为国家为民族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是塞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泯灭。”
1952年6月1日，左太北随北京八一小学学生代表给毛泽东献花，毛泽东知道她是左权的女儿后，眉宇之间显露出哀伤。他拉着左太北仔细询问：“妈妈现在怎样了？你周末去哪里？”随后，毛泽东拉着左太北的小手郑重其事地合影一张。左太北结婚后，为纪念父亲，给第—个孩子起名“左湘”。
从刘志兰离开太行山区到左权英勇殉国，共21个月。这期间，左权与刘志兰共通信12封。除1封丢失外，其余11封信刘志兰一直珍藏着。1982年，刘志兰将左权四十多年前写就的家书寄给女儿左太北。
刘志兰附信写道：“你爸爸给我的11封信饱含深厚的爱及对团聚的渴望。信中几个地方都提到我们的感情是很深的，体会到爱与被爱的幸福。如果没有1942年5月的麻田之恨，日寇投降后，我们一家会很美满的……如果说留遗产的话，这11封家书就算留给你的遗产了。”
这些信穿过历史的风雨烟云，让左太北再次体会到了真挚的父爱。和父亲分别时，左太北还不能喊出一声“爸爸”，成了她永生的遗憾。“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些信，也是第一次对父亲有了感性认识。原来的父亲就是一个英雄的形象，看了信以后我才觉得，我真是有个父亲，有一个那么爱我的父亲。”“多少次我泪流满面地看着这些信，多少回我睡梦中高兴地见到了您。”
2001年12月，61岁的左太北怀着孩子般忐忑不安的心情写下了六十年来给父亲的第一封信。她饱含深情地写道：“养儿方知父母恩。我结婚成家并生儿育女后，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当初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您和妈妈为我所付出的心血和艰辛！伴随我终身的，是对您和妈妈永远的怀念。”
2019年6月25日，左太北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经历77年阴阳分隔，她与父亲左权终于重逢。
来源：青岛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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