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山东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夜潮》，作者是当时在青岛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梁修。这部长篇小说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青岛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抗日斗争生活，显然包含着作者梁修及其家人的生活经历。我岳母机缘巧合，曾经有一段时间与梁修及其家人有过密切的关系，从而成为“夜潮”中的一朵小浪花。
我岳母出生于1919年，她年轻时跟着她的二哥、三哥，从安丘农村来到青岛成为青岛冀鲁针厂的一名工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岳母和岳父一起曾跟随针厂辗转香港、上海，后因上海沦陷，生计艰难，1943年我岳父先回到青岛投奔亲戚，岳母随后也回到青岛与我岳父团聚。就在回青岛的船上，她认识了梁修的姐姐梁青。
岳母作为一个穷工人，当时买了一张统舱船票坐统舱。在甲板的船舷旁，她看到一个坐三等舱的穿着时髦的小姐频频地打量她。那时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是小心的，是充满疑虑和戒备的，岳母作为一个没见过大世面、没有文化的穷女工在那位小姐的频频打量下很有些局促不安。那位小姐很快就坦诚、热情地和我岳母攀谈起来，并介绍了自己的姓名，说她家也住青岛，孤身一人从上海回青岛探亲，因旅途寂寞、孤单，很想与她认识，结伴同行。那时我岳母还年轻开朗，非常高兴能和梁青认识，并且很快就相熟了。当梁青知道我岳母回到青岛后尚无住处，执意让我岳母和岳父一起住到她家的一间闲房里，并声称不要房租。我岳母意外地高兴，当然就同意了。
梁青家住一幢二层小楼房，座落在东光路上。那幢小楼房外墙皮有不少脱落之处，门窗也有些破损，像年久失修的样子，在楼房鳞次栉比的居民区绝不会引人注目。这楼房的主人是梁青的母亲梁太太。她有六个子女，梁青是她的二女儿，在上海工作。这次回青岛是看望她母亲，很快又要回上海。家中还有梁太太的一个小女儿叫梁音，也就是后来的《夜潮》的作者梁修。不过当时她正在上学读书。梁太太的其他子女都不在身边，我岳父母也很快住到这个二层小楼的底层的一间闲房里，和梁太太及其小女儿梁音住在一起。
梁太太这里尽管住的人不多，但她家里总是人来客往不断，并且来去都是匆匆忙忙的，来的人往往直接就到二楼上去，有时半天不下来，显些是商量什么重要事情。梁太太当时有五十多岁，硬朗、爽快而又善良，总是热情周到地招呼着来来往往的人，从无懈怠。来客如果到二楼上去时，她总是坐在一楼院子的铁门门口，警惕地观察着外面的情况。当时，我岳父母也在这里住下后，我岳父在外头做工，经常不回家，我岳母在家干点零碎手工活，有机会就帮着梁太太招呼客人，也帮梁太太料理家务。尽管我岳母意识到些什么，但是她从来不多说话，也从来不打听这些客人从哪里来的，是干什么的。原来这里是青岛地下共产党组织的一个机关所在地，梁太太的二女儿梁青就在上海的地下共产党组织机关工作，和这里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太太在这里还曾收养过一个小男孩。我岳父母到这里两年后，1945年1月，我的爱人就在这里出生了。梁太太收养的小男孩还吃过我岳母的奶，后来知道这个小男孩是一对革命烈士的遗孤。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个夏天的晚上，地下党的同志正聚集在二楼上开会，日本的宪兵队突然来了，“嗵嗵”砸着院子里大铁门。梁太太和我岳母正坐在楼下院子里拉家常，听到敌人大呼小叫地砸门，梁太太一面大声喊着“来了，来了。”，一面拼命地用一条长凳抵着门。这时，我岳母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才好。日本宪兵队的人终于砸开门，一扇门倒下砸在梁太太的腿上。有一个拿长枪的家伙，还朝着梁太太的腿上狠狠地捣了一枪托。岳母这时已镇静下来，放下怀中抱着哇哇大哭的孩子，拼命掀开压在梁太太腿上的门扇，扶起梁太太送到屋里，并沉着地应付着日本宪兵的盘问。这时，地下党的同志早已顺着二楼后面的阳台转移走了，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总算有惊无险。这事情发生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梁太太一家就搬走了，我岳父母自然也另找住处。从此，时移世易，人海茫茫，我岳父母和梁太太一家音讯不通，失去联系。
真是无巧不成书，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我偶尔认识了《夜潮》的作者梁修，和她聊起我岳母当年的那段经历。她喜出望外，说她就是当年梁太太的小女儿梁音，梁太太这时已经94岁高龄了，仍健在。我当然也很高兴，不几日就陪同我岳母到梁修家看望梁太太。相隔近40年，相见自然感叹唏嘘，悲喜交集。梁太太仍和她的小女儿梁修（梁音）住在一起，仍然住在一幢破旧的二层楼房里。只不过是住在二楼的一个单元房里，梁修已有了一个女儿，已长大成人参加工作了。梁太太的二女儿梁青和他的丈夫朱开印在国家的驻外使馆工作，难得回来一次。梁太太腿上的残疾已导致她瘫痪在床，不过仍然精神饱满，头脑清楚，对往事记忆犹新。
就在我岳母看望梁太太不久，梁修的《夜潮》就出版了。过去的事情尽管永远过去了，但却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留存在我们的心上。岳母年轻时的那段经历作为“夜潮”中的一朵小浪花，尽管已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中，但这朵小浪花也曾以它的斑斓色彩映照过时代的光芒。
文/陈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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