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火牛阵古战场的焰火到抗击列强的烽烟，即墨人民不畏牺牲的崇高气节和光荣的革命传统一脉相承。
5月14日、5月19日，青岛日报/青报网“重走青岛抗日战场”报道组一行先后两次前往即墨市通济街道赵家岭村，采访了村里5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听他们讲述那场令全村人倍感自豪的战斗——“赵家岭伏击战”。
“春和楼”跑堂送来鬼子扫荡情报，抗日力量联手设计包抄伏击计划。
1938年4月5日，时值清明节。清晨，即墨小龙山山坡时有三三两两的村民走过，和往年一样，这些朴素而本分的村里人，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方式，到墓地去祭奠已故的亲人。他们不知道，一张大网此时早已布开，正等着“鱼儿”不知不觉地钻进来。
为了将前来扫荡的日伪军一网打尽，由袁超率领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七大队和赵世恪率领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队第四十七支队早已做好了准备——第七大队隐蔽在赵家岭村村头开阔地周围，第四十七支队埋伏在小龙山的树林里，等待时机从两翼包抄袭击。
“日本鬼子这次扫荡的目标是赵家岭村，他们想拔掉四十七支队这颗钉子。”88岁的赵家岭村村民孙成浩是这场伏击战的目击者。他讲述说，1938年初，曾任四方机厂工人纠察队队长的赵世恪就组织起了抗日游击队，到同年3月3日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命名为别动队四十七支队时，虽然只过去短短两个多月，但这支抗日游击队此时已发展到7个大队3200余人，枪支1500多把。
“四十七支队成立后，迅速在3月中上旬连续组织了两次针对日伪军的大规模战斗。”即墨文史专家孙鹏补充说，仅在西浦东地界组织的反扫荡伏击中，赵世恪就率部击毙日伪军10余名，缴获机枪3挺、迫击炮6门、三八大盖步枪39支及炮弹、子弹等数枚，“直把小鬼子恨得咬牙切齿。”孙鹏介绍。
“日本鬼子肯定没想到，第三军第七大队第一时间获得了这次扫荡的情报。”村民熊维中老人说，紧接着，袁超主动派人与赵世恪联系，而且在告知消息的同时提出了联手作战，狠狠地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
事实上，此时的赵世恪也已获得了这份情报。赵世恪的第三个儿子赵以修告诉记者，父亲赵世恪年轻时曾在青岛港干搬运工，也曾到“春和楼”偷偷找“吃食”，组建抗日游击队后便立刻在那里安插了内线，“袁超派人来送信时，他在‘春和楼’跑堂的内线也把这个情报送到。”
“想吃掉我们，他小日本好大的胃口！”随后，赵世恪与袁超迅速达成具体作战部署——第三军第七大队前往伏击，别动队第47支队派出一个中队疏散赵家岭村民，并负责包抄。
小龙山下，敌寇被打得像“无头苍蝇”，阵地上躺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
杨柳吐绿，清风徐来。清明时节的赵家岭早晨不见袅袅炊烟，满腔热血的年轻人手持钢枪刺刀严阵以待，等待敌人的到来。而此时，城阳至马山的大路上已是滚滚烟尘，一队日军由伪军带路，队伍跟在汽车的后面来势汹汹。
“打！”上午8时许，就在鬼子将要进村的刹那，埋伏在村头沟里的第三军七大队战士抡出的一排手榴弹在敌人汽车附近开花。紧接着，枪声响成一片。随后，赵世恪带领士兵冲出树林，沿着他们熟悉的沟头草阡，呐喊着冲向敌军两翼，向“入网”的日寇猛烈开火。一时间，小龙山下的赵家岭村笼罩在硝烟之中。
据89岁的江敦祥老人回忆，战斗打响后，处于包围圈中的鬼子和伪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像“无头苍蝇”，节节败退到村西北角位置。随后，他们利用一栋瓦房做掩护，胡乱向外面开枪射击，企图拖延时间等待增援。
“战斗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敌人阵地上躺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赵世举老人说，接近中午，日军的增援部队从即墨城匆匆赶来，数量土咖色汽车后面跟着长长的步兵队伍。而此时，袁超和赵世恪早已带领队伍退出战斗，向西北方向的马山撤去。
“可以说，我们赢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孙鹏说，这是一次由中共领导的即墨抗日力量对日本侵略者的首次沉重打击。抗日武装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袁超的部队有两名战士牺牲，一人受伤。
“如果更详细地了解这次战役的背景，你们会更加深刻地理解这次胜利的取得来之不易。”孙鹏说，日本侵略军发起这次扫荡时，袁超和赵世恪的部队都刚成立不久，武器装备落后，士兵战斗素质差。
查阅相关史料，记者发现，1938年2月，中共胶东特委和第三军总部正式任命袁超的抗日队伍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七大队，任命袁超为大队长兼政委。相比之下，赵世恪率领的别动队第47支队成立还要再晚一个月。“把即墨抗日武装消灭在萌芽状态，日本侵略军的这个算盘没能打赢。”孙鹏说。
500多户村民共同的历史记忆
因为这场漂亮的伏击战，赵家岭这个位于小龙山向阳坡地的小村落被载入史册。与此同时，袁超、赵世恪等抗日志士和这场战役成为了500多户赵家岭村村民共同的历史记忆。
然而，随着1939年11月4日赵世恪在栖霞县半城沟病故，这位终年38岁的抗日志士留给大家更多的是敬佩和回想。根据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提供的一份袁超给赵世恪三儿子赵以汉的复信，记者了解到，在撤出赵家岭伏击战后，赵世恪曾派副官于恩德去三军七大队和袁超联系——为了在征收给养时避免重复交叉征收，减少农民负担，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双方将征收地进行大体划分，作为各自的驻防区域。
“事后，袁超还专程拜访了赵世恪。”文史专家孙鹏说，自此，两支打着不同旗号的抗日队伍建立了相互支援、友善相处的关系，共同战斗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线。
对于赵家岭伏击战，村民赵世举老人的记忆已经很模糊。“只记得村里有一位董老太在战斗中被击中了。”赵世举说，老太太本来是藏在屋里的，战斗中忽然想起自家的黑驴还在圈里，怕被日本人拉走，于是她赶紧往外跑，不料被流弹击中，含恨而终。
“老百姓是被日本鬼子折腾怕了。”孙充海老人叹了口气说，虽然大家当时都还年少，但都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的强盗行径，“小鬼子每次进村，都到老百姓家里抓鸡，然后在村头的‘场院’里烤着吃。”
“有时候，他们也会假装好心地在村口发糖果，骗取孩子们的好感，帮助他们抓游击队队员。”赵世举老人说，多数时候，他们更像是“衣冠禽兽”，“为了获取游击队的信息，不惜对村民使用‘灌凉水’等各种恶毒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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