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位置:首页>文章详情

书评|《我的军团我的兵》:儿童文学红色书写的另一种可能

《我的军团我的兵》张品成 著 青岛出版社出版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张品成从事文学创作以来,他始终将红军生活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他特别着力于为青少年读者创作“少年红军”如何在战争中成长的小说。例如:中短篇小说集《赤色小子》《永远的哨兵》《九天》,长篇小说《觉醒》《红药》等。

在当下英雄主义被放逐的消费时代,张品成的长篇小说《我的军团我的兵》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向儿童战争小说叙事的内在性,展示了儿童文学红色书写的另一种可能。

然而,张品成对战争儿童小说叙事的内在性探索,谈何容易!姑且不说张品成要从他以往的“红军小说”的叙事中突围出来,单说“红军小说”叙事在二十一世纪背景下的内外交困就具有十足的挑战性。为什么这样说?其一,从“红军小说”创作的历史传统来说,红军小说归属于革命历史小说家族,虽然已经确立了主流历史叙事观念,已问世了《闪闪的红星》《万山红遍》《找红军》《云崖初暖》等红军小说名作,但总体说来,红军小说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尚处于革命历史小说家族这个当代文学高地上的低洼地带。因此,如何继承革命历史叙事传统并探索新的历史叙事方式,这应是张品成在创作《我的军团我的兵》时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再从“红军小说”创作的现实语境来看,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大面积影响和市场化因素的全面开花,使得包括红军题材在内的革命历史叙事传统或被文坛边缘化,或被大众文化市场娱乐化。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同样难以幸免:销量PK质量,历史上的“少年红军”等小英雄形象被遗忘。如何让红军题材小说成为今日中国儿童成长的精神资源,这应是张品成在创作《我的军团我的兵》时所要面对的另一个难题。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难题,张品成在《我的军团我的兵》中,左冲右突、迂回前进、探索新路。仅以叙事层面来说,他时而续写红军故事,时而重写红军故事;时而主张崇高美学,时而插入诙谐美学;时而表现儿童的单纯性,时而表现人性的矛盾性。经由种种努力,《我的军团我的兵》实现了儿童战争小说叙事的内在性。

那么,张品成在《我的军团我的兵》中如何实现儿童战争小说叙事的内在性?概言之,张品成既以敬畏红色历史之心自觉继承了红军的精神传统,又以文学的形式对红军历史故事进行个人化重述。

在《我的军团我的兵》中,张品成非但并未如时下新历史潮流或大众文化市场那样颠覆或戏说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传统,而是更为自觉地承继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传统。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的如下三个特质:对英雄主义主题思想的选取、对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崇高美学的追求。不过,张品成显然不是一味地继承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传统,而是试图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语境下对其进行新解。因此,这部长篇虽然意在讲述红军的长征故事,不可避免地萦绕着死伤气息,但它打动读者心弦且极具震撼力的则是今日世界上严重丧失的东西——庄严、大爱、友谊。特别是这部长篇小说意在以继承革命历史叙事的方式提醒今日人们,特别是提醒今日儿童一定无比珍惜那些已被视为习以为常的东西——饱食、安居、生命、和平,进而以文学的形式应对今日儿童精神“缺钙”的现象,并助力于塑造儿童坚硬的骨骼、顽强的性格、大爱的心灵。

在《我的军团我的兵》中,张品成对革命历史叙事传统的自觉继承与新解并不必然获得意义的内在性,因为意义只有内在化于叙事世界,意义的内在性才会得以实现。这样一来,战争故事别致的讲述方式、庄谐杂糅的叙述语调、饱满的“少年红军”形象的塑造、少年心理的成长过程和战争本性之间的内在关系,一并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战争叙事的内在性。

在故事讲述方式上,这部长篇一如既往地选取少年视角来讲述红军的革命历史故事。但在少年视角下,以往革命历史小说中重点渲染的正面战场的残酷死伤情景被放置在小说背后,借用小说的叙述者所说:“樊天九和欧前响他们是普通士兵,当然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我的军团我的兵》第35页。以下的引文注释将这部小说名字略去。)事实上,这部长篇小说的开篇一句——“过了泸定桥,交火的事就少了”——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它的战争叙事的“非战争性”。即便这部小说不得不描写战争的死伤,也是以或隐蔽或节制的方式进行侧面描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小说紧紧围绕少年主人公樊天九在战争中的所见所感来展开情节。这些情节符合少年的单纯心理,传递了少年独有的童真童趣。这样的情节随处可见:樊天九参加红军的目的是“有饭吃有衣穿,不挨饿受冻就行了”(第8页);樊天九和另一位少年欧前响幸运地发现了一坛酒,却没有料到战士因饥饿而将“咂酒”变成了醉酒;为了保障前线战士的生命安全,樊天九偷偷试吃野菜,转危为安后,却说“梦见了仙人指路哩”(第82页);樊天九在接受了看放牛马羊这一特殊任务后,“很快就喜欢上了那些牛马羊”(第161页),还给它们取了名字,并将它们看作“队伍”和“军团”,等等。

与讲述方式密切相关的是叙述语调。如果读者足够细心,还会发现这部长篇小说中的庄谐杂糅的叙事语调,由此确证了张品成的儿童战争小说的独特叙事美学。“庄”意指作家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讲述正面事物时的庄严语调,即对革命历史叙事传统的一种历史性接受;“谐”意指作家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讲述中间事物时的诙谐语调,即对革命历史叙事传统的一种现实性新解。例如,小说先以庄严的语调让少年主人公樊天九信誓旦旦地想:“英雄要有英雄的样子,为工农牺牲,是值得的,名垂千古。”(第99页)随即又以诙谐的语调写道:“天九想说,但做不到。他知道身上的阵阵剧痛让他的眼不像眼,鼻子不像鼻子,嘴不像嘴。”(第99页)“庄谐”之间的距离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再如,小说以庄严的语调讲述了营长史统有的“颜面不能丢”的生命尊严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同时又以诙谐的语调讲述了他的孩子气和对死亡的忌讳心理。英雄气与孩子气奇妙地存在于史统有这位红军营长的内心世界中。其实,不止是这两处心理描写,还有更多的描写表明:这部长篇小说的总体叙述语调表现为寓庄于谐。如果说庄严的语调是对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崇高美学的回归,那么诙谐的语调则是对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观念的新解。

当然,不管讲述方式多么富有新意,叙述语调如何特别,儿童战争小说的成功叙事都不能缺失对饱满的少年人物形象的塑造。回望以往讲述“少年红军”的成长故事的革命历史小说,不难发现,“少年红军”形象常常被单面化,仿佛生来就是一个因苦难而负有某种神圣使命的、意志非凡的英雄形象。而在《我的军团我的兵》中,少年主人公樊天九虽然生来就携带一部父母双亡的苦难史,但这部长篇小说非但未重复以往革命历史小说的复仇史,反而似乎隐去了这一复仇史,而始终将樊天九当作一位成长中的少年来对待。于是,樊天九自成为“少年红军”后,始终保有了少年形象的丰富性:既有红军战士的精神气质,也有天下少年的儿童天性,还有这个少年本身的个性特征。而且,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樊天九不是一个人在成长,而是被适时地“配备”了另一位同伴——性格迥异的少年欧前响,与其形成既对照、又互补的关系。与此同时,这部长篇小说还打破了少年的专职导师制,为樊天九设计了成长路途上的不同出身、不同身份的精神导师们。他们是:给予樊天九温暖和关爱的秀英姐;教导樊天九懂得尊严和服从命令的史营长;教导樊天九辨识野草和大局的封院长。尽管上述精神导师的背后都有一个党的光辉形象,但无不是有弱点的肉身化的人。

这部长篇小说如果只是将“少年红军”的塑造放置于红军的“后方”,而不呈现战争的本性对儿童的身心伤害,就不能说有根本性的突破。其实,儿童战争小说叙事的内在性最终取决于能否在战争本性中塑造人物形象。所以,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除了上述文学性探索,张品成将“少年红军”的成长心理与战争本性结合起来,进而塑造出处于变化中的“少年红军”的成长心理,这一点,特别令人叫绝。为了体味红军长征的艰难险阻而多次重走长征路的张品成认为,战争“不仅有肉体的伤亡,还有常人不可能经历的精神磨难。那些经历,比死亡还要痛苦。”(张品成:《写在前面的话》)所以,《我的军团我的兵》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深描看得见的战火,以及讲述战争如何带给肉体生命疼痛和伤亡,而在于呈现那些看不见的心理煎熬,以及表现战争如何带给“少年红军”的生命考验和精神磨难。特别是,这部长篇小说重点讲述儿童成长的心路历程。这样,如果说这部长篇小说的前半部分主要将儿童性和红军的精神传统融合在一起,那么它的后半部分则将战争的本性和儿童的人性相结合而带出这部小说的高潮。其中,第八章以后故事悬念的设计使得“少年红军”樊天九的心理波动一浪高过一浪:樊天九看管的由牛马羊组成的“我们的军团”不断“减员”,“少年红军”的心理愈加起伏不定,谜底终于大白——原来是被首长派人借走了,樊天九心如刀绞……红军的精神传统犹在,但战争的本性必须正视。

这部长篇小说产生了“少年红军”和红军的精神传统以及战争本性缠绕在一起的神奇、微妙和变化莫测的景象——这种景象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独特的儿童战争叙事的内在性,也使儿童文学红色书写实现了另一种可能。

作者:徐妍


评论一下
评论 0人参与,0条评论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
最热评论
最新评论
已有0人参与,点击查看更多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