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不让进，路上有人撵，河南省洛阳市枣农李年红一怒之下，将满满一车的金丝大枣，一捧一捧含泪撒向河中。一篇《撒枣农民生存状态调查》，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农民的家庭重负、一家四口的城市账本、一次痛快的精神宣泄、一个简单的生存设想、一个群体的生存之难。（9月4日《郑州晚报》）

 &nb sp;  如果这次以一车枣为代价的“精神宣泄”，不是碰巧被记者朋友的镜头记录，又有多少个同样的遭遇被这个社会所漠视。幸运的是，通过撒枣农民，我们可以再一次关注这个群体的生存，反思我们的城市管理之道。

    这是一个有着绝对解剖价值的“标本”。无论在哪个城市，都有这样一群与城管斗来斗去的群体。他们生活在都市的边缘，受着生存与城市双重压力的煎熬，既无力承担高价摊位费，又受“城市形象”的挤压，已经几乎没有生存空间。

    那么，“我就是土匪”的野蛮城管，是万恶之源吗？不。客观地说，在这一过程中，城管队员只是作为一种“体制”或者说是“管理思路”的忠实实践者，并可以堂而皇之地为自己野蛮和不讲人情的“驱赶”行为提供道德辩护。在这里，李年红们所遭遇的，只是在一个日益技术化、体制化的现代社会中一种“平庸的恶”。

    上世纪60年代，阿伦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组题为《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的系列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启示性的观点，即像艾克曼这种组织实施大屠杀的纳粹军官，具有的只是“平庸的恶”。而一手操作纳粹死亡集中营，并杀害了数十万犹太人的艾克曼在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

    这种“平庸的恶”在一个技术化、体制化的社会语境下，已经成为一种常见。比如配备着PDA终端、防刺背心、头盔等“武器”，无情地掀翻李年红们摊位的城管队员；比如，病人无钱治病，眼睁睁地看着在离急救室十米外厕所旁的医生而死去；比如，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却乱收费的学校和教师……这便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

    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平庸的恶，却缺乏平庸的善。人们因此把平庸的恶，视为理所当然，而把善作为地平线一般可远观而不可到达。所以，公共管理部门宁愿花费巨资给城管配备“装备”，也不愿为李年红们搭建一个可以谋生维持基本生存的市场或平台。枣农李年红将满满一车的金丝大枣，一捧一捧含泪撒向河中的图片，需要我们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