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换挡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的当下，国内外唱衰中国，以及“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不绝于耳，而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林毅夫教授一直是坚定的乐观派。
他认为，中国经济有后发优势，有潜力维持自2008年之后的20年的8%左右的经济增速；他认为，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两个目标，不难实现；他认为，最晚到2022年，中国将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些观点都是他对中国经济乐观的明证。
他曾在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高级副行长，也是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他曾抛出“新结构经济学”，其观点一度引发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他主张中国应继续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利用较低成本引入先进技术，快速积累资本，再实现产业升级；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改革国有企业才能给民营经济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2014年9月20日下午，应青岛市委宣传部、青岛出版集团等主办，商周刊社承办的“蓝色青岛大讲堂”之邀，林毅夫教授在青岛奥帆中心剧场作了题为《从全球看未来中国》的专题演讲。这是今年“蓝色青岛大讲堂”开讲的第五期，也是继上个月邀请到吴敬琏老先生之后，“蓝色青岛大讲堂”力邀而来的又一位知名经济学家。
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里，林毅夫着重解答了人们对于中国经济是否还能维持像过去35年那样快速发展的疑虑。他认为，应该从全球经济的视角来看待未来的中国。
本刊就此次演讲的内容进行了整理，力求还原一个更有条理、更准确、更完整的表述。
改革开放对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9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国是世界上最贫穷、最弱的国家之一。在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上，197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是撒哈拉沙漠以南、世界上最穷的非洲国家平均数的1/3，按照当时的计算，我国为185美元/年，非洲国家是400美元/年。
35年之后，我国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9.8%，2013年的人均收入为6700美元，是现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平均数的近5倍。2009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到今年年底，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使我国从一个内向型经济国家变成了世界工厂。如果按照进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我国已经是一个最开放的国家。1979年，进出口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不到10%，现在已近50%，美国不到30%，日本是28%。在快速的开放过程中，我国进口每年的增长速度超过16.3%。2010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进出口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按照世界上一天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计算，从1978年到现在，我国共有6.8亿人摆脱贫困。如果扣掉中国的贡献，全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减少，反而还在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在2008年，我能有机会到世界银行去做首席经济学家和主管发展经济研究的副行长。过去，这个职位一直是由发达国家的著名经济学家来担任，在国际上它也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在世界上的最高职位，我是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担任这一职位的人，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世界减贫事业所做的贡献。
快速的改革开放，除了提高了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对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最明显的标志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东亚地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发展最好的地区。1997年的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产生了崩溃性的影响。很过国外评论家都认为，东亚经济可能需要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缓过来。当时的中国，人民币没有贬值，这给东亚经济体提供了安定，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同时在拉动着其他地区经济的复苏。所以，到2000年，东亚经济就普遍开始复苏，恢复了过去的增长态势。
此外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这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严重的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其与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的情形非常相似，后者导致了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我国自2008年底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经济在2009年第一季度就开始复苏，并带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第二季度也开始复苏，发达国家则是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开始有所复苏。
世界经济呈现双轨复苏的态势
近两年，大家会在国内外报纸上看到很多讨论“中国崩溃论”的文章。讨论认为，过去中国经济发展很好，但也有很多体制机制问题，这些矛盾导致中国经济现在开始慢下来，而慢下来之后，各种矛盾和冲突开始爆发，从而造成中国经济的崩溃。
中国经济是不是能维持过去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还是如媒体所言可能会崩溃呢？
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要看清和把握好自身的经济走势和问题，就需要联系整个国际的经济形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要比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之后造成的影响还要大，因为当时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普遍下跌超过40%，发展中国家下跌超过50%，国际贸易萎缩超过一半，各个国家的失业率大幅度增加。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是发展非常好的经济体，但在2008年到2009年初，沿海地区也出现了2000多万人的失业。在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后，经济才开始复苏。2009年，经济增长9.2%，2010年为10.4%，2011年为9.2%。其他经济体的复苏也很快，比如“金砖国家”中印度2012年的增长高达9.1%，巴西2011年的增长为9%。
发展中经济体复苏很快，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世界经济呈现双轨复苏的态势。所以，有报道说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发展势头比较好，发展中经济体比较差，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离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6年，但发达国家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完全复苏。以美国为例，美国要维持的长期增长率是3%，但去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9%，预计2014年的增长率是2.1%，距离长期增长目标还有一定距离。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美国要到2016年才能恢复到3%的增长。
过去，美国经济在危机之后，通常会有一个较大反弹，会比长期的3%的增长高一倍以上，达到7%或8%的增幅。因为危机爆发后，失业增加，收入减少，很多家庭的汽车瘫痪，房子该修的不修。而复苏以后，就业增加，人们会大量购买之前应该购买的大宗消费品，消费和投资都会加速。但是现在，即使到2016年，美国也不太可能会出现过去那种危机过后的增长反弹。
媒体报道，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已经降到了6.3%，相比于危机之前的情形，好像已经恢复了，但这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失业率。在美国，劳动者如果要就业，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劳动力市场找工作，这样的劳动力被定义为退出劳动力市场，并不在失业统计中。所以，要了解美国的就业状况，更好的参考指标是劳动参与率。跟危机之前相比，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下跌了3个百分点，也就意味着3%的18岁到65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在过去是参加就业的，而现在是失业的。所以，如果把劳动参与率下跌的3个百分点也算作失业率的话，美国的失业率现在依然在10%。美国如此，欧洲国家也是如此。
2012年，欧洲国家的经济出现了第二次负增长，为-0.6%，2013年为-0.4%。根据去年年底的预测，今年有可能达到1.1%，但今年上半年的恢复状况并不理想，因此今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速很可能仍低于1%，在0—1%之间。就失业率而言，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失业率高达25%，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更是超过了50%。此外，北欧国家和法国等国的失业率也在10%以上。所以，欧洲国家仍处在危机的影响之中。
日本自1991年的泡沫经济破灭后，已经持续了20多年的经济疲软，被称为“遗失的20年”。2012年底，安倍上台，推行安倍经济学。当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为1.4%，2013年为1.5%，今年可能只有1.3%，不但没有复苏，反而可能下滑。
上述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了全世界的50%左右，日本距离危机已经过去了20多年，美国和欧洲国家也已经6年，但仍难以恢复。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层面有很多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通过改革得以解决，经济就很难恢复原有的竞争力，很难恢复正增长。
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之难
对于这些发达国家而言，最主要的结构性改革主要是降低工资、降低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政府机构减少赤字等。工资和福利降低以后，生产成本就降低了，竞争力自然就增强了。金融机构如果杠杆率低，抵御风险的能力就高，如果政府赤字少，就可以进行短周期的财政政策的刺激和干预。所以，结构性改革对于恢复上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应该是有效的。
结构性改革如此重要，但为什么这些国家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呢？因为这些举措在短期是有风险的，降低工资和福利就意味着消费的减少，金融机构轻杠杆率就意味着贷款的减少，其所支持的消费和投资也会相应地减少，减少财政赤字的结果也是如此。所以，假如推行这些结构性改革，短期之内，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会进一步下滑，失业率会进一步上升。
在危机过后，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一直处在历史高位，在这种境遇下，政府如果推行上述对经济长期发展有效的措施，就会导致短期失业率增加，进而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不安、群体性的抗议，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所以，政府难以下定决心。
这种状况并不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才出现的矛盾，历史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发生过金融危机，但它通常发生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当它们发生经济危机时，一般都会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请求给予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会为它们开出三个药方：一是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提升国家的竞争力，但这会增加失业率和降低增长率。二是让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因为货币贬值，出口竞争力就会增加，以其创造的收益来对冲结构性改革的收缩带来的失业，也就是用货币贬值来创造结构性改革。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给这些国家一笔援助，以帮助其渡过难关。
但是目前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比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都在欧元区，它们没有自己的货币，所以也就无法依靠贬值来为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理论上，欧元可以整体贬值，贬值以后，这些国家的出口会增加，可以为改革创造空间。但此次危机发生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它们的发展水平很高，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也相对较高，而且欧洲产品与美国和日本的产品，是处于竞争态势的。所以，欧元区出口增加，替代的是美国产品，会增加美国的失业，美国当然不会愿意。
如果欧元区想通过货币贬值来创造出口市场，美国也同样可以采取措施，让美元贬值，这就会出现竞争性贬值。以此类推，日本也是一样。所以，目前状况下，发达国家就无法为其结构性改革提供增长的可能性。
不进行结构性改革，整个经济就不会转型，发达国家也许会步日本的后尘，危机的后遗症也许就会延续10年或更长时间。
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结构性改革的前提
不进行结构性改革，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会非常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但它们又有着比较好的失业保障体系，政府会为失业人员提供失业保障，政府的社会性支出则会增加。在经济增速缓慢的条件下，政府的财政税收也会放缓，但社会性支出在增大，所以政府的负债就会积累得很快。
日本在1991年危机爆发后的负债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60%，这在发达国家属于比较低的水平，但现在日本政府积累的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240%，已经在全世界居于最高位置。
现在，发达国家的普遍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高于100%，如果不能进行真正的结构性改革，未来可能将从100%变成130%、150%，甚至200%。政府负债快速增长，其中央银行为了降低政府新债还旧债，还本付息，就会把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要大幅降低利率，就必须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正是结构性改革的前提。
货币宽松，利率水平就会降低，这会鼓励金融家进行短期的投机，首先就会把国内的股票市场炒高。以美国为例，2008年危机之前，纽约股票市场道琼斯指数是13000点，现在美国实体经济还没有恢复，但是道琼斯指数已经达到17000点，比2008年危机之前高了4000点。美国实体经济、股票市场在2008年就已经有泡沫，如今实体经济没有恢复，价格指数这么高，就代表贷款泡沫更大，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股票市场价格大起大落。
华尔街的金融家将其称之为“新常态”，意思是说美国经济增长，失业率会增高，在股票市场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会降低，而且风险会很高。
在货币宽松时期，除了会带来国内市场上大量的投机行为，还会导致大量资金流入到国际市场，首先会流入到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比如黄金、石油等。价格炒高以后，就会带来大的泡沫。同样，也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
去年国际黄金价格之所以会大跌，诱发因素就是地中海上的小岛国塞浦路斯。该国政府国债到期无法偿还，于是只能通过中央银行卖黄金来偿还，但该国并没有太多的黄金储备，所以这个信息就诱发了国际黄金价格的下跌。这正是因为国际市场的黄金价格已经很高，很容易回落，当然其中也存在大涨的可能。
除了造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起落，国际市场上成本非常低的资金也会流入到实体经济比较好的新兴市场中，特别是对资本账户缺少管制的市场。这些资金基本都是投机性的、短期的，所以通常会流入到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造成房地产泡沫或股市泡沫。
大量资金的流入会导致国家货币升值，出口竞争力下降，引发出口减少，失业增加，经济放缓。如果实体经济不好，房地产有泡沫，等到失业增加，经济放缓，面对国际挑战，大量资金就会流出，从而导致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破灭。所以，国际资金价格的大进大出，会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宏观管理上带来巨大的调整和困难。
相对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我国所受的影响要小一些。原因在于，我国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而且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会出现货币危险。但是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受世界经济的整体影响变大。所以，占世界经济总量近一半的发达国家经济的长期疲软，必然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
经济增速下滑的最主要原因是周期性
我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创造的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在人类经济史上也是不曾有过的。
“中国崩溃论”的说法，究其原因，在于自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增速接连下滑，到今年上半年，已经持续了18个季度。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为7.4%，第二季度为7.5%，第三季度应该还会持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还从来没有如此长时间的下滑。
国外评论家认为，我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因为体制机制的原因，是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导致的，而且体制机制改革很难推进，短期也无法见效，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继续下滑可能会导致积累的问题和矛盾的总爆发。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中国的确存在体制机制问题，但对症才能下药，2010年之后的经济增速下滑，是体制机制原因，还是外部其他原因造成的，尚未有定论，还有待研究。
我认为，这一阶段下滑最主要的原因是周期性。放眼世界，在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这四年，与我国同等发展速度的其他“金砖国家”中，印度2010年的增速是10.1%，2011年是7%，2012年为5.3%，2013年为4.9%。同一时期，巴西的增速则分别为7.5%、2.7%、0.9%、2.3%。所以，不能得出中国经济体制机制问题导致增速下滑，从而把印度和巴西也拉下水的结论。
这一时期，诸如新加坡等一些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也在大幅下滑。许多国家在同一段时间里面对同样的困境，势必会存有共同的原因和问题。
在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驾马车”里，很多国家因为尚未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增长缓慢，第一驾马车跑慢了；危机之后，所有国家应对危机的第一个政策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找项目去投资，如今这些项目大部分都建成了，如果没有新的项目可投，投资这驾马车也会跑慢；虽然我国去年消费增长达9%，维持了7.7%的经济增速，但其他国家的消费增长比我国慢，几乎都跌到了5%以下，消费这驾马车也跑慢了。所以，我认为此轮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国际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造成的，并不是因为体制机制问题。
此种状况，应该如何应对？发达国家很难推行结构性改革，所以也就很难恢复到危机之前3%的平均增长。出口已经不太可能会像过去15%或16%那样增长，未来的增长只能依靠内需来拉动投资和消费。
过去讲，中国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应该改成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必须把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改成以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我认为，消费很难拉动经济增长。因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的，赚钱是为了过好日子，过好日子要消费。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增长，如果收入不增长，最初的消费就要靠储蓄，储蓄用光后就得借贷，借贷后要还钱，没钱就得破产，个人和国家都是如此。现在发生危机的国家，普遍是由发债造成的，这是前车之鉴。
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增长，而收入增长靠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后者则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它们都需要投资。投资短期创造的是需求，能带来增长和就业。投资之后，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交易成本下降了，收入就会增长。收入增长后，部分可用于投资，部分可用来增加消费，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也才会变得可持续，经济增长才会可持续。
当然，依靠投资让经济增长变得可持续，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些投资必须是有效投资。所谓有效，就是投好的项目，可以提高技术水平、产业水平，可以改善交通和基础设施。如果是无效投资，就不能提高生产率，经济增长也就不可持续。
好的投资机会依然非常多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直在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投资所占的比重很大。很多人有疑问：经过30多年的投资和发展，还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如果没有了，就不应该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
我觉得，好的投资机会还有很多。但更要看到，我国还是中等收入国家，去年的人均收入只有6700美元，而美国是5.1万美元，德国是4.5万美元，日本是3.8万美元，韩国是3.6万美元，收入水平远高于我国。收入水平高，也代表着整个产业水平高，差距明显。目前，我国每年要从国外进口大量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所以，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转型的当下，好的投资机会依然非常多。
此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机会也很多。过去，基础设施建设大都是连接一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比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飞机场等，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比如青岛这样一个人口800多万的城市，目前还没有地铁，还在建。此外，像北京等城市，地下管道远不能满足城市需要，一场大雨都可以淹死人。所以，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这都是很好的投资机会。
还有环境和城市化。这些年的经济发展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环境的改善并不等于把工厂都关了，而是要投资改善环境。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在90%左右，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约为52%，还有30%—40%的空间，城市化也要投资。
目前，发达国家经济疲软，如果能够找到好的有效的投资，可以促进就业，但是，发达国家的产业水平已是世界前沿水平，基础设施该有的都有了，非常完善，也基本不存在雾霾等污染问题，而且它们的城市化基本完成了。所以，当发达国家出现经济下滑和疲软的时候，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但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依然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这正是中国跟它们的最大差别。
有好的投资机会，还要有充足的资金。我国政府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50%，属于全世界最低水平。必要时，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基础设施等项目进行投资。民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50%，是最高水平。对于投资来说，不仅政府要有钱，企业要有钱，民间也要有钱，而且投资必然要引进机器设备、原材料等，这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我国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美元，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有些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很好的投资机会，但是在面临周期性下滑时，政府因为负债会增高，很难用一些必要的刺激政策。不仅政府没钱，民间储蓄也一样，所以很难用政府的钱去撬动民间的钱。此外，如果外汇储备不足，即使国内有钱，愿意投资，也无法进入市场。所以，就上述方面来看，即使外部环境相对不好，我国也应该有条件来维持7%左右的增长目标。
地方债务不会引起系统性风险
关于政府财政状况，很多人都会提到地方负债，担心过多的地方负债会变成另外一个危机。
去年，国家审计署对各地的负债做了一个审计，计算得出，目前中央和地方总的负债是20.7万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是9.8万亿元，地方政府是10.9万亿元。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投资平台，虽然它们不在政府债务表上，但因为是政府的订单，也算政府债务。这其中，中央政府是2.6万亿元，地方政府是9.8万亿元，共12.4万亿元。
人们普遍担心的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地方直接负债10.9万亿元，通过地方国资平台，担保7万亿元，总计17.9万亿元。7万亿元中，需要地方政府偿还的，一般在14.6%，也就是约1.02万亿元。10.9万亿元加1.02万亿元，总共是11.92万亿元，这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约20.9%，总体水平是比较低的。
关于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跟国外政府债务有两点大的不同。一方面，国外政府债务通常是消费性的，是作为社会福利的支出，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主要用在基础设施和工程项目等建设上，它们都有资产，而且这些资产通常都有回报。比如建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等，都是有收益的。如果地方政府无法偿还，就会出现债务重组，这跟国外的消费性有很大的不同。
另一方面，我国的债务是内债，都是人民币债务，而国外真正出现问题的都是外债。对于内债，如果无法偿还，中央银行可以多印钞票。比如南欧国家像西班牙，负债很高，就出现了债务危机。事实上，西班牙政府的负债要比英国政府的负债水平低，但为什么英国不会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呢？因为英国用的是英镑，英国的中央银行可以印钞票。所以，政府发债，但由中央银行来把控。而欧洲央行不给西班牙钱还债，西班牙就会遭遇危机。
当下，我们需要关心地方政府的债务，但是不用担心它会引起系统性风险。
目前，地方债务的主要问题是期限错配。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一般是长期项目，需要30年、40年、50年回收。但地方政府通常跟银行或影子银行借钱，是短期债务，一般最长是3年，很多只有1年。这也就意味着需要30年或50年来回收的项目，却需要在两三年内把钱还清。
过去说短债长投，意味着银行贷款马上就会出现期限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改变现在的预算法。过去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地方政府的预算要与收支平衡。事实上，地方政府投资建设这些长期的基础设施项目，最好的方式就是发放地方城市建设公债。
以前是地方政府不能发债，只有中央政府可以发债，中央政府可以代地方政府发债，但规模都非常小。其实，应该允许地方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态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来发行地方城市建设公债。这个业界已经倡议了很多年，欣喜的是，日前国务院已经通过，允许省级政府发债，但还没有下放到诸如青岛等副省级城市。
中国保有发展的后发优势
当下经济增速下滑，主要是由于国际性的综合状况不好，是周期性的。但我国内部的综合条件非常好，所以经济增长达到今年年初制定的7.5%的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
就长期而言，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会进入一个新常态。那么在新常态的状况下，经济增速应该多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持续了35年9.8%的经济增长，而创造过东亚奇迹的国家经济体通常在20年里完成8%—10%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速会降至7%、6%或5%。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会降至7%以下，甚至6%。
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了解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发展快的根本原因。经济快速增长，就是人均收入增长，劳动力生产水平提高，技术升级，产业转型。
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是3%，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是9.8%，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和产业大都在世界最高水平，它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靠的是自己的发明，而发明新技术和新产品，投入很大，风险也很大。实践证明，它只维持着3%的平均增长。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管是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都有很多外部因素可以参考、借鉴和引进，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要小很多。成本和风险小了，所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就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是必然的。
以青岛为例，青岛这些年发展的产业，大部分是技术发展，自己研发的很少，通常是在别人的基础上研发的。靠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在经济学上叫后发优势，或者叫后来者优势。
后发优势，我国已经用了35年，现在是否还仍然存在？我觉得，不在于优势还有多大，还存不存在，而在于如何来衡量这个优势。
一个比较好的指标是，看一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平均收入水平、平均技术水平和产业水平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它们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平均技术和平均产值。
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新的数据，是2008年的数据。数据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这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与美国的差距，相当于1967年的新加坡、 1975年的中国台湾、1977年的韩国。
日本自1951年开始，维持了长达20年、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自1967年之后的20年里，每年增长8.6%；中国台湾自1975年至1995年，每年增长8.3%；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每年增长7.6%。这些东亚经济体，正是利用跟发达国家的产业优势和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每年7.6%—9.2%的增长。我国利用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是从2008年开始的，所以也应该会有20年，每年8%左右的增长潜力。就后发优势而言，是有可能达到的。
潜力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就国内而言，应该维持社会稳定，没有稳定的社会，就不可能很好地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竞争优势，才能把产业建立起来，并保有竞争优势。
在竞争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占领国内国际市场，从而创造剩余，积累资本，产业升级。当然，这也离不开国际环境，因为生产的产品要卖得出去，进入国际市场。如果国内国际的优势条件都满足，20年每年8%的增长是有可能的。外部条件无法掌握，未来5到10年可能仍是相对疲软的。但国内可以掌握，那就是维持社会稳定，发展比较优势。
渐进的双轨制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
目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公、腐败、环境污染等问题。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增长，使得全国各地不论城市还是农村，跟过去相比，都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当下，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不满情绪都非常多。主要就在于，在收入增长的时候，分配不公。每个人不仅对比过去，也对比周边，“不患寡而患不均”，加上腐败严重，人们甚至对体制有所不满，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
收入分配不公，致使中低收入阶层不满情绪强烈。而对于环境污染等问题，则会引发高收入人群的不满情绪。所以，不论是低收入、中等收入，还是高收入群体，大家都有不满的时候，社会就开始不和谐。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主要与改革开放采取的方式有关。我国改革开放走的是渐进的双轨制，而不是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改革必须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华盛顿改革方式。渐进的双轨改革，提倡“老人老办法”，对原本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国企给予一些必要的支持。在传统体制下，这样做的好处是，把一些需要的企业保留了下来，新企业则可以利用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和后发优势。
任何事情都有代价。这种改革方式的代价，就是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公。原本受保护的那些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国企，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很多转成了民营企业。在我国，金融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也只有大型企业才能够获得资金支持，农户、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都很难从银行借钱。那些从银行和股票市场得到资金支持的大型企业，不仅能够得到服务，实际上得到的资金价值要比当时市场的更低。农户和中小企业不仅得不到服务，穷人把钱存到银行，还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所以，穷人的钱被拿去补贴给了富人做投资经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有租金，就会有寻租行为。股票上市要受到政府的干预，因此很多人就会去行贿政府，有人行贿就有人受贿，腐败也就产生了。
不只是金融领域，煤矿、石油、铁矿等资源领域也是如此。这些资源都是国有的，开采权是政府批的。1983年以后，企业进入其中，但那时候卖价很低。1993年后，卖价非常高，但资源税费还是很低，其中就有很大的租金落差。如今，民营企业进去，要想取得采矿权，就得申请。一个矿可能值几十亿元、上百亿元，但取得采矿权可能只需要几千万元。一方面，拿到采矿权的人马上就变成了亿万富翁；另一方面，他肯定会贿赂政府官员，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山西出了那么多腐败案件。此外在电信等垄断行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不公与腐败现象严重有关，根子是垄断。解决这一问题，除了要加强治理，更重要的是把双轨制遗留的问题消除掉。
开放初期，资金短缺，所以对当时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企业给予补贴，这是雪中送炭。如今，我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所以之前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也都已经有了比较优势，比如汽车产业。
汽车产业在上世纪80、90年代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所以没有保护和补贴。如今，我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每年生产汽车2000多万辆，200多万辆出口，已经具备了比较优势。所以，这时候再保护和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成了锦上添花。再比如大型装备产业，也是资本密集型，过去同样不符合比较优势，而现在对其补贴，也是锦上添花。
企业当然希望补贴越多越好，但从社会角度而言，却可能会造成许多问题。对于极少数资本和技术都非常密集的产业，政府需要给予补贴，但最好的方式应是财政直接拨款。而对于其他产业，政府应该把租金交出去，不应该用低收入人群的钱来补贴高收入人群，收入差距也就不会像现在越拉越大。
2020年的发展目标不难实现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价格就应该由市场供需来决定，各种价格的干预就应该消除。如果消除不掉，对于引发的腐败问题，就应从根源上治理。
对于环境问题，当前还不能完全消除掉。因为经济发展一般是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最后进入服务业。农业社会时期，环境很好。进入到工业社会后，环境开始出现问题，制造业带来了大量的排放和污染物。进入服务业之后，收入提高了，治理污染的能力也增强了。经济发展中，总难免先污染后改善。所以，对比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我国还处于制造业阶段，对于环境问题，还无法完全消除。
在过去，英国、美国、德国等国都曾经历过制造业阶段的环境污染。新的工业化时期，日本和英国等国的污染也很严重。现在，我们相信可以改善，是因为现在的技术比过去更先进、更完善。
各个地方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在执行环保标准上并不是很难，一般新的技术和环保设备，必须达到标准才能开工。但有了这些技术和设备之后，能不能执行却另当别论。
有时候去企业考察，在车还没到工厂时，就远远看到工厂冒着黑烟，但当车快到工厂时，烟就没了。企业会说，环保设备都是德国的、瑞士的，非常先进。但车子离开一两公里的距离后，工厂的黑烟就又开始冒了。原因就在于，这些环保设备的使用，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如果环保执行不严格，他们就不用，这是很多企业的心态。
环保执行是地方政府的责任。A地执行，B地不执行，A地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企业的效益也不会高，还会影响未来的招商引资。所以，地方有环保标准，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执行。要想解决，可以把各地的省长和书记找来，告诉他们过去没有执行不再追究，但从今天开始必须执行，否则就追究责任。这样做的话，虽然不能承诺都不污染，但应该会比现在的情况好。
当进入高收入水平，产业结构逐渐从制造业为主走向服务业为主，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0%左右，环境就会改善很多。
十八大提出，在2020年要实现两个发展目标：一是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
一般而言，国内生产总值在10年内翻一番，那么平均经济增速要达到7.2%。2011年的增速是9.2%，2012年是7.8%，2013年是7.7%，前三年增长较快，后几年增长会慢一点。所以，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2014年至2020年的平均增速达到6.8%即可。
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就要在未来的7年时间里，平均增速达到7.3%。我们有8%的增长潜力，投资机会多，国内资源丰富，所以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7.3%是一个点目标，固定在一个区间要比固定在一个点的可能性大。我认为，7%—7.5%是一个合理区间，这个增长目标不难实现。所以，十八大提出的两个发展目标也会实现。
201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4400美元，到2020年翻一番是8800美元。如果维持7%的增速，是非常快的，在这种状况下，人民币可能会继续升值。所以，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达到127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水平。我觉得，这一目标是能实现的，最晚到2022年。这意味着我国将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这将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而我们都将是亲历者。
（本刊记者宋鑫陶根据林毅夫在“蓝色青岛大讲堂”的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本文首发于《商周刊》2014年第20期）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