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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青岛党史 传承红色印记⑦——青岛的反甄审运动

19.青岛的反甄审运动

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原会议,决定对收复区专科以上毕业的学生、中小学教职员和在校中等学校的学生进行甄审。同时还制定了甄审办法,规定未经甄审和甄审不合格者,各校不得聘用或毕业。此次甄审是对广大师生在政治上的侮辱,广大沦陷区师生将不可避免的面临失学、失业和饥饿的威胁。此举引起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

从11月开始,青岛各中等师范、中等学校的毕业生就在酝酿反对不合理甄审。12月,各学校毕业生成立了高初中毕业生联谊会和教员联谊会,派代表与青岛市教育局交涉,要求取消不合理甄审。中共青岛市委及时掌握了事件发展的动态,并要求市内特支领导和推动运动向前发展。

12月16日,全市师生三四百人集会,正式成立青岛市教员学生联谊会,向国民党青岛当局提出了“争生存、求真理”和“甄审政府官吏”等要求,并决定组织学生进行反甄审宣传,呼吁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当晚22时,有一二百名师生分组上街张贴标语,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殴打,20多人被抓捕,文德女中教师费筱芝被军警开枪打死。随后,激愤的学生以“费筱芝惨案”为爆发点,在青岛市委的指导下,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有计划的组织罢课和声援斗争,全市5000余名师生参加到反甄审的行列,影响波及社会各界。面对波澜壮阔的反甄审运动和社会各界强大的舆论压力,国民党青岛当局被迫作出让步:先补习后甄审、承认青岛市教员学生联谊会为合法群众组织、惩办凶手、负担费筱芝殡葬费用等。

反甄审斗争是全国性,国民党政府被迫修改了甄审办法。青岛市的甄审也没有按原定方案进行。

青岛反甄审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青岛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斗争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其持续时间之长,声势之大,斗争之激烈,在青岛学运史上都是空前的。这次斗争,不仅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破除了抗战胜利后人们对国民党所存有的幻想,而且使学生骨干在运动中受到锻炼,并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为日后的学生运动奠定了基础。

20.孙家沟会议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华中局北上与山东分局合并,成立中央华东局。1945年10月25日,华东局在山东临沂组成,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华东局统一领导山东、青岛党的工作。原山东分局城工部改为华东局城工部,主要领导济南、青岛、 徐州、连云港等城市的工作。

孙家沟会议共召开了两次。

第一次会议

1945年12月,中共华东局城工部副部长王见欣来青岛市委驻地即墨孙家沟,携带华东局书面指示,召开了中共青岛市委会议,市委领导成员王台、宋子成、王建功等参加会议。会上,王见欣传达了华东局的3条指示:第一、停止向青岛进军后重新组建青岛市委,由王台代书记(书记林一山已调东北工作),史甄、宋子成任副书记,王建功、刘特夫为委员;第二、市委组成后,由原山东分局直接领导改为归胶东区党委领导;第三、市内工作仍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郊区工作要发动群众,开展反霸肃奸斗争。会后,市委在市郊的工作主要在唠山地区发动群众,开展诉苦反霸斗争;市内工作,则加强领导,严密组织,待机行事。

华东局城工部根据对青岛市内秘密工作情况的了解,认为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地下党组织在市内的群众中根基还没有扎深,不少方面存在薄弱环节;第二,地下党领导机关设在解放区,用根据地的工作方法领导地下工作,不很适应;第三,市内地下工作人员和组织隐蔽性还不够,重点偏于搞情报,容易暴露;第四,斗争策略方法不够灵活,难以达到既能扩大影响又能保护自己的目的。华东局城工部与青岛市委研究,认为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对城市地下工作的理解和认识不深,对这种特殊的革命工作缺乏理论的武装,对1937年召开的党的“中央白区工作会议”的精神实质掌握不够。经过认真学习“中央白区工作会议”的文件,大家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华东局城工部也对青岛党的地下工作,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改进和加强措施。

第一、要从依靠派人“打入”开展工作,过渡到以在当地发展党和群众的力量为主。即便是“打入”进来的,也要着眼于培养当地的积极分子,不断扩大力量,特别要在重要工厂、重点学校、重要机关以及敌人的要害部门内发展组织。这样就容易在群众中扎根。

第二、积极培养本地地下党员的组织领导能力,使他们逐步成为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能够独立地进行工作,决定问题。市委的领导,主要抓住对干部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的教育,对工作方式方法的研究探讨,帮助干部掌握情况,分析问题,并及时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这样才能为建立城市地下工作各级领导组织打好基础。这项措施是经反复研究的最后选择。因青岛地下党的领导机关在根据地,几个负责人如王台、宋子成、史甄、刘特夫、衣吉民等的名声很响,面孔很“红”若是到市内工作,肯定站不住脚。但地下党领导机关在根据地是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的。当时王尧山曾把这个情况向华东局副书记陈毅汇报了。陈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地下党领导机关最好还是搞到白区去,不然在外面领导如隔靴搔痒,解决问题是很难的”。同时也同意了这项措施。根据青岛的实际情况只能这样做,所以当时并没有急于简单地把市委领导机关往国统区转。

第三、牢固树立“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指导思想。特别强调注意隐蔽,决不搞有损党群力量的“统一行动”或大的斗争。对敌斗争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学会搞合法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斗争,尤其要注意利用群众生活普遍存在的问题,积极的引导,形成群众自发的斗争。在斗争中要注意巩固群众组织,锻炼群众,防止群众受损失。

第二次孙家沟会议

由于当时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斗争日趋尖锐,要执行以上措施有相当大的困难,加之青岛地下党的领导成员对“中央白区工作会议”的精神,接受和理解的程度不一,因此,必须在思想上统一、提高。

1946年3月底4月初,在胶东区党委的领导下,青岛市委按照华东局的指示再次在孙家沟召开会议。市委代书记王台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局城工部副部长王尧山,市委委员史甄、宋子成、刘特夫、王建功等。会议讨论贯彻中央华东局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会议全面检查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确定以后青岛党的地下工作仍要以秘密工作为主,切实贯彻执行16字方针。市内的具体工作要转变作风,深入群众,巩固现有工作基础,力求向前发展。要求党员职业化,和群众广交朋友。指出加强保卫工作、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还对整顿市内党组织、工人工作、学生工作、市郊工作规定了具体方针和政策。

会后,华东局城工部副部长王尧山到各区检查工作,并将带来的9名干部,充实到市委机关。

两次孙家沟会议,对青岛地下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对青岛的各项工作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是青岛党史上的重要会议。此后,青岛党的地下工作作风有了显著的转变,工作有了较迅速的发展。

21.山大学生的三次反美怒潮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挑起全面内战。美国政府也在支持和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因此,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成为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统治区内人民的首要任务。青岛是美国支持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重要军事基地。日本投降后,美军以协助授降、遣俘为由,陆续进驻青岛。继而,又以友谊、亲善等名义,在青岛设立军事机构和情报处。美军还以统治者的姿态,横行霸道,作恶多端,据统计,从1946年8月到1949年5月间,美军在青岛的行凶事件多达几百起,无故打死打伤居民110多人,使青岛的民众苦不堪言。对无辜惨死在美军手下的中国同胞和美军在青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国民党青岛当局无动于衷,不闻不问,激起青岛人民的强烈愤怒,在党的领导下,青岛的反美蒋斗争风起云涌。

第一次反美怒潮是在山东大学(当时青岛唯一的一所大学)爆发的。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北大学生的“沈崇事件”,一时激起北平学生的反美怒潮。消息传来,山东大学内群情激愤,部分进步学生发起签名活动,并组织召开了抗议美军暴行大会,强烈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大会还通过了罢课游行示威的决议,发表《告全市同胞书》等,开展声援北平学生的正义斗争。山东学生掀起的这次反美怒潮,唤醒了众多的学子,锻炼了学运骨干,使山东大学成为反美蒋斗争的前沿阵地。

第二次反美怒潮是因“苏明诚案”引发的。1947年3月的一天,驻青3名美军酗酒后与人力车夫苏明诚发生争执,持刀将苏明诚刺死。惨案发生后,北平学运组织致函国民党青岛市政府,希望向美方强硬交涉,然而青岛市政府竟推脱不管。中共山大地下小组决定,立即发动学生进行反美斗争。在青岛党组织的领导下,4月15日,山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决议通电全国各大学组织声援,并提出公开审理肇事凶犯,向家属道歉、赔偿等多项要求。此后,山大地下小组获悉校方将邀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校作演讲,立即组织草拟了《致大使书》,并在司徒雷登演讲时登台宣读,当众揭露了美国所谓自由、民主、友谊的虚伪性,用事实教育了广大师生。

第三次反美怒潮是山大师生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和强烈要求归还山大校舍而引发的。1948年6月,驻青美军为使占据山大的校舍合法化,竟然提出要租借99年的无理要求,山大师生义愤填膺。地下党组织决定通过学生自治会,发动学生罢课3天,并在校园内游行示威。山大教职员也发表反对美军占据校舍的宣言,并有99名教授在宣言上签名。学校还派人与美军交涉,严正拒绝美方的无理要求。慑于广大师生的压力,美军被迫改订租借期到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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