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电 纪念西安事变７０周年座谈会12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并讲话。
贾庆林在讲话中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向在西安事变中作出贡献的爱国志士们，向所
有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前辈和牺牲的先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贾庆林说，西安事变是中国20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在国家、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赤诚，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及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力量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从而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为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创造了重要历史条件。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也因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誉为“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贾庆林指出，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崇高爱国义举，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国家遭受外来侵略、民族濒临危亡面前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凝聚力，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族和睦，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地前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征程上。伟大而欣欣向荣的时代，更加需要伟大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只有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才能实现新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
“当时我在这块儿站着，佩着枪，面朝南，蒋介石就从我跟前走过，样子狼狈得很……”西安新城黄楼前，92岁的王志屏平视前方，目光如炬。1936年12月12日上午9时许，他就在这里挺挺地站着，目送蒋介石被搀扶进黄楼。
事变当晚曾在此站岗
王志屏是杨虎城当年的一名普通卫士，在蒋介石被扣新城黄楼的两天内，他曾与卫士上官克勤、朱子明共同负责看守。今年11月份，记者去河南郑州采访老人时，年事已高的他流露出想看黄楼的愿望。日前，特将老人接到西安，带他重返新城黄楼寻找记忆。12月8日，老人终于如愿走进省政府大院。
从新城大院西大门进入，去黄楼，首先绕经杨虎城公馆。当年的杨公馆是“西安事变”的总指挥部。1936年12月12日凌晨，杨虎城就坐镇这里，指挥临潼兵谏。当时，王志屏也在这里站岗。
一路疾走，老人沿着公馆西侧摸索到北面。“那天凌晨我在这里北边十米远处站岗警戒！”自西向东数第七根廊柱，他抚着柱子说。“在我背后，杨主任他们就在这屋子里密谋捉蒋。”杨虎城当时是西安绥靖公署的主任，多年来王志屏一直习惯这样称呼。“以前杨公馆没有这个后门，周围有院墙，戒备很严，现在都不在了……变得不认识喽！”现在的杨公馆已经成了省文史馆存放资料的地方（解放后，这里一度被省民政厅、省科技局所用）。
看见蒋介石和张学良吵架
“我记得，公馆大院东边二十米远是杨主任秘书周梵伯的办公地……”王志屏一步一顿，“变化大喽！押蒋介石的那个地方也变了吗？”顺着记者手指的方向朝北望去，老人紧皱的眉头舒展了，“哎哟！还是那个样子，这个地方像！”三步并两步赶到黄楼南门前，老人踱起步仔细打量，“大楼颜色变了！以前发灰，没这么亮！”自西向东数到第四棵树，老人停住，像找到坐标，“12号上午我就面向南立在这儿。8点多，蒋介石被孙铭九搀扶着从我跟前经过，披件长袍，白裤子挽到了膝盖上，腿也蹭烂了，光脚穿双布鞋，没见过委员长这么狼狈！”王志屏说，12日上午10时许，国民党派来了三十多架飞机，擦着楼顶飞。“记得张学良特意叮嘱‘要是飞机打枪，也不要还枪’。后来才知道，飞机是何应钦派来的。结果，也没打枪，也没撂弹，飞机示威后又飞走了。”
老人很快指出了蒋介石被关押的东厢房。“12号上午，张学良来劝解，和蒋介石在这个屋子吵起来，我在这里站着。门没关严，看得很清楚。张学良出来时很警惕地叫我把别在腰上的枪装进套子里，就怕蒋介石闹情绪趁机拔枪自杀。”为安全起见，第二天张、杨便劝说蒋介石搬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馆，“开始蒋介石还怕张、杨是要趁机害他，抵死不搬，直至在蒋的顾问端纳的劝说下于14号搬离了黄楼。”单修治说。
站在黄楼南门凭栏眺望，没人打搅时，王志屏眼中泪光盈盈。曾经，面前是空旷的教导营操练场，每日吹号出操的场面仍在他脑中上演。如今，这些已盖起的和正在翻盖的大楼虽将视线遮挡，但往昔的记忆却依然如潮。“当时我在这块儿站着，佩着枪，面朝南，蒋介石就从我跟前走过，样子狼狈得很……”西安新城黄楼前，92岁的王志屏平视前方，目光如炬。1936年12月12日上午9时许，他就在这里挺挺地站着，目送蒋介石被搀扶进黄楼。
事变当晚曾在此站岗
王志屏是杨虎城当年的一名普通卫士，在蒋介石被扣新城黄楼的两天内，他曾与卫士上官克勤、朱子明共同负责看守。今年11月份，记者去河南郑州采访老人时，年事已高的他流露出想看黄楼的愿望。日前，特将老人接到西安，带他重返新城黄楼寻找记忆。12月8日，老人终于如愿走进省政府大院。
从新城大院西大门进入，去黄楼，首先绕经杨虎城公馆。当年的杨公馆是“西安事变”的总指挥部。1936年12月12日凌晨，杨虎城就坐镇这里，指挥临潼兵谏。当时，王志屏也在这里站岗。
一路疾走，老人沿着公馆西侧摸索到北面。“那天凌晨我在这里北边十米远处站岗警戒！”自西向东数第七根廊柱，他抚着柱子说。“在我背后，杨主任他们就在这屋子里密谋捉蒋。”杨虎城当时是西安绥靖公署的主任，多年来王志屏一直习惯这样称呼。“以前杨公馆没有这个后门，周围有院墙，戒备很严，现在都不在了……变得不认识喽！”现在的杨公馆已经成了省文史馆存放资料的地方（解放后，这里一度被省民政厅、省科技局所用）。
看见蒋介石和张学良吵架
“我记得，公馆大院东边二十米远是杨主任秘书周梵伯的办公地……”王志屏一步一顿，“变化大喽！押蒋介石的那个地方也变了吗？”顺着记者手指的方向朝北望去，老人紧皱的眉头舒展了，“哎哟！还是那个样子，这个地方像！”三步并两步赶到黄楼南门前，老人踱起步仔细打量，“大楼颜色变了！以前发灰，没这么亮！”自西向东数到第四棵树，老人停住，像找到坐标，“12号上午我就面向南立在这儿。8点多，蒋介石被孙铭九搀扶着从我跟前经过，披件长袍，白裤子挽到了膝盖上，腿也蹭烂了，光脚穿双布鞋，没见过委员长这么狼狈！”王志屏说，12日上午10时许，国民党派来了三十多架飞机，擦着楼顶飞。“记得张学良特意叮嘱‘要是飞机打枪，也不要还枪’。后来才知道，飞机是何应钦派来的。结果，也没打枪，也没撂弹，飞机示威后又飞走了。”
老人很快指出了蒋介石被关押的东厢房。“12号上午，张学良来劝解，和蒋介石在这个屋子吵起来，我在这里站着。门没关严，看得很清楚。张学良出来时很警惕地叫我把别在腰上的枪装进套子里，就怕蒋介石闹情绪趁机拔枪自杀。”为安全起见，第二天张、杨便劝说蒋介石搬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馆，“开始蒋介石还怕张、杨是要趁机害他，抵死不搬，直至在蒋的顾问端纳的劝说下于14号搬离了黄楼。”单修治说。
站在黄楼南门凭栏眺望，没人打搅时，王志屏眼中泪光盈盈。曾经，面前是空旷的教导营操练场，每日吹号出操的场面仍在他脑中上演。如今，这些已盖起的和正在翻盖的大楼虽将视线遮挡，但往昔的记忆却依然如潮。
台湾军史专家李永中表示：作为一名中国人，为了扩大台湾民众对杨虎城的了解，将不遗余力联系杨瀚（杨虎城之孙）、蒋孝严等人士，以及专家学者共聚台湾，以民间形式召开会议，对杨虎城的事迹进行客观认定和评价。
11日，李永中表示，经过努力，他已与台湾民间杂志达成初步共识，与蒋孝严、杨瀚等人士进行了沟通，如果一切顺利，大家一起在台湾见面将很快实现。“在台湾，除了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一般人很少知道杨虎城，对西安事变更是知之甚少。所以，我们有必要在民间通过类似于延安举办的‘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对西安事变，对杨虎城的事迹进行客观介绍和宣传。让民众站在历史的角度，对杨将军的一生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甚至要让全球华人都了解杨虎城。”
11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代表国民党主席办公室接受专访时表示：对杨虎城最后被杀的遭遇表示歉意；国民党今后在编纂党史、出版书籍等方面，将对杨虎城做更多、更全面的介绍，以期让一般民众增加对他的了解。
邵铭煌说，在局势紧张的时候，某个单位、某个机构，私自采取这样一个不合法律程序的处理，应该表示一种歉意，这是没有问题的。
邵铭煌肯定杨虎城曾为国家、民族做出的贡献，同时也承认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大家对杨虎城正面的东西了解不多。“以后我们对杨虎城问题，或者他一生的事迹，我们可以做（整理介绍）……在我们党史这一块，也编辑了一些书，里面已经提到杨虎城……以后，我们会对杨虎城多做一些全面性的（介绍），让一般民众对他多了解。媒体也应该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