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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老课本发行七千万创世界纪录 蔡元培审定

2017-02-22 15:50 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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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课本由蔡元培审定,发行量达到七八千万册,是世界教科书史上版次最多的一套教材。

线装、海蓝封皮,繁体竖排,版式疏朗,插图精美,全套17本,净重9斤。

这是重新修复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影印自191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民国老课本,第一次印刷的数量都不够摆进全国书店,就基本售罄。

著名出版人张立宪说:“这套书再版之后,托吴宓之女吴学昭送给杨绛先生。她小时候在北京读的小学,用的就是这套书,杨绛先生拿到之后,翻开第一页,不用看书上的文字,朗朗上口,还能背诵。可见,早期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深,过了几十年,一旦被触发,马上就能倒背如流,让我们非常感动。”

本书的编者庄俞、沈颐、戴克敦、高凤谦、张元济都是当时的教育家、出版家,学贯东西的大学者,来给小学生编课本,真的是水准非常之高。这套课本由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审定,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十几年间发行量达到七八千万册,是世界教科书史上版次最多的一套教材。

老课本结缘

腾冲淘来一箱书审定者竟是教育家蔡元培

民国时期的课本,一共是七个学年,包括四年的初小,三年的高小。张立宪选了其中的两门课,新国文和新修身,类似现在的语文课和思想品德课,把这七个学年中两门课的所有的教材全部修复出来。

2009年,张立宪接触到老课本,源自收藏者邓康延的一篇稿件,“民国小学老课本,于沧桑百年后愈见纯真。老课本的编纂是民间的,无关君王军阀权贵,崇尚天道伦常自然,有着民族风骨的例证,透着民众皮肤上的冷暖,不呼口号,不居高临下,不繁文缛节。”

2008年,邓康延在腾冲拍摄纪录片《发现少校》,摄制组放假期间,邓康延独自到当地玉石市场闲逛,碰到了老相识杜伯。老人家搬出新近收到的一箱老课本,邓康延翻了翻,留下几百元,把书搬回了招待所。

翻一翻,这些东西就不同凡响了。这些老课本,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之《新国文》、《新修身》,审定者竟是教育家蔡元培,编者庄俞、沈颐、戴克敦、高凤谦、张元济,都是学贯东西的大学者。

2009年夏天,老课本的内文,深深震撼了张立宪,他有了接近、亲近老课本的冲动。“2010年的第一期《读库》,我们做了一个66页的专题,就叫‘老课本’。”

邓康延在专题中抒发了自己关于老课本的感受,“仁爱、礼义、诚信、情趣、方法、逻辑,家国之源、江山之远、永恒之义,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情节和写人状物之中。教育的最大功能是使生命产生敏感。洞彻人心者,人心生光明。”

老课本奇趣

顽童玩彩图贴张蝴蝶和花配得天衣无缝

要还原百年前的小学课本,难度可以想见。“我每次翻这些书,桌上就会铺上一层碎碎的纸屑,有一种说法叫‘翻乏了’,因为这些纸张已经没有任何弹性了。”张立宪说,教材是使用率最高的书,何况课本是让小孩使用的。百年间,老课本肯定有很多经历,也许有很多次在劫难逃,但都顽强地活下来了,最终,伤痕累累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张立宪修复的第一套老课本是石鸥先生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名叫“最新”,实际上是最老的,出版于1904年,中国学堂刚刚推行新学制之后的教科书。106年之后,拿在手里,张立宪直颤抖。

修复过程中,有的书实在太旧了,张立宪他们一边扫描,一边又承担了针线工的工作,把很多书重新缝好。

不过,教科书上的各种痕迹让修书人忍俊不禁,那时候的书大部分是黑白的,有人忍不住给上了颜色。一套老课本里的彩色插图,蝴蝶和花配得天衣无缝,蝴蝶是小孩子加的,用的彩色贴纸。

有的书页,则被当年的主人认真留下了批注。“修复中,工作人员突发奇想,干脆连当年的批注一起保留。”张立宪说,考虑再三,他们最终没有保留批注,而是决定全新修复。

老课本初小

合群、爱同类群鸟衔枝筑巢一犬伤足一犬伴

初小课本:凡国民生活上必需之知识,无不详备

“我们的母语是什么样子?这套老课本打开了一扇窗,我们的母语曾经用另外一种方式出现过。”张立宪谈道,中国的文字在1912年民国刚刚诞生的时候,有一股勃勃生气,有正大光明的气象。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字,都是在遮遮掩掩,套话、空话、言不由衷居多,要不就是貌似聪明的人说一些抖机灵的话。

在《新国文》初小部分的开篇,有编辑大意的节选:“一、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目的,惟所有材料,必求合于儿童心理,不为好高骛远之论。二、本书包含理科及天文地理历史等科之常识,按照程度分配。三、本书注重立身居家处世,以及重人道爱生物等,以扩国民之德量。四、本书注重实业,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并附书信账簿票据各种文件。凡国民生活上必需之知识,无不详备。五、本书注重国民科材料,如政治、法律、军事等俱择要编入。”

初小课本用语半文半白,每课课文少则几十字,多则百字,内容含古今中外,文意浅显生动,且不讲大道理,都是小故事,润物于无声之中。

《新修身》第三、四册中,课本题目中有“友爱”、“去争”、“爱同类”、“节饮食”、“惜时”、“事亲”“睦邻”、“礼貌”、“合群”、“济贫”、“食礼”等。

“合群”一课是这样的:“群鸟筑巢,或衔树枝,或衔泥草,一日而巢成。”

“爱同类”一课是:“一犬伤足,卧于地上,一犬见之,守其不去。”

“食礼”一课是:“朱熹曰:凡饮食举匙必置箸,举箸必置匙,食已,则置匙箸于案。”

张立宪认为,当年教科书的编者,不是仅仅教这些学生识字,还要教给他们百科知识和基本的价值理念。在那个年代的小学,我们的母语用那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民族文化基因中最基础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底层数据。有了底层数据之后,这个人无论学天文、地理、学工、学医、学文都是一样的。

历史学者傅国涌先生说过:“小学教科书固然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够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

老课本高小

早有“专利”概念教育学生尊重其他人的东西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二、表章中华固有之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三、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智德。四、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五、提倡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六、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

这是《新国文》高小部分编辑大意的节选,张立宪特别指出其第四点,“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我们为什么一定坚持把高小部分做出来?既难编,修复又难,也不如初小部分这么赏心悦目,图文并茂。但是,真正构成一个人基本的价值观念、基本的知识体系的,是高小部分,为底层数据完成铺底工作的,也是高小部分。

编到《新国文》高小第六册,有篇课文名叫《专利》,张立宪很吃惊,课本里有很多拿到现在也不过时的概念,比如“专利”,教育学生对其他人的东西的尊重,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大国民》则是《新国文》高小最后一册的最后一课,学生读完这一课就该毕业了。当时能继续接受教育的是少数,基本上他们读完这一课就要走上社会。“凡我少年,苟有意为大国民乎。则亦无恃空言,躬行而实践之耳。不然者,任人蹂躏,任人宰割,则奴隶之民也。不守法律,不尽义务,则狂暴之民也。奴隶之民多,国必弱;狂暴之民多,国必乱。强弱治乱之原,皆吾民所自取也。呜呼,可不惧哉?呜呼,可不勉哉!”

张立宪感叹,人文启蒙,在于亲情友爱、家国意识;道德规范,在于社会良知、公道人心。不厚古薄今,求古为今用,愿百年前的母语能够继续温暖当下的岁月。

关键词: 课本

编辑:李赛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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